2011年6月,孫春龍在微博上說,他要離開《暸望東方周刊》,專門去做“老兵回家”這個公益項目。
熟悉他的人中,沒有誰感覺到太驚訝。他們都知道,從2008年起,孫春龍就在這件事情上傾注了很大的心力,所以,他們在留言中只有簡單的兩個字——“支持”。
從《暸望東方周刊》的總編輯助理,到一個純粹的公益人,孫春龍的轉身很徹底,但他并不孤單:這一年,《鳳凰周刊》記者鄧飛發起了“免費午餐”項目,讓貧困地區孩子吃上中飯;資深媒體人王克勤發起了“大愛清塵”項目,救助中國塵肺病患者。
今年8月,央視主持人崔永元曝光了8名教育局副局長、校長等冒充鄉村教師,參加他名下的公益基金會舉辦的鄉村教師培訓班,許多人這才得知,崔永元已經不聲不響地做了好幾年鄉村教師培訓公益項目。
媒體人轉身做公益并不鮮見,早在10多年前,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記者汪永晨就成立了民間社團“綠家園”,專門從事環保公益活動。
然而,在2011年,之前的個案已經匯聚成了現象。雖然公益慈善在這個年度因“郭美美事件”及其連鎖反應遭遇了巨大的信任危機,但這些由媒體人發起的公益項目卻做得風生水起,備受矚目。
為什么會有這么多媒體人投身公益,他們為什么要選擇投身公益,他們的優勢在哪,他們的項目能靠著一股熱情進行下去嗎?在他們華麗轉身的同時,這些疑問伴隨而來。
孫春龍說,他做公益是為了實現救贖。2008年,國內興起了尋訪抗戰老兵的熱潮,他因此去了一趟緬甸密支那,采訪了一名流落在異鄉的中國遠征軍老兵。
這位老兵的生存境況很糟糕,孫春龍采訪完了以后,主動提出要幫助他。但老兵并不領情,說好多采訪他的記者都這么表過態,但采訪完以后,都沒影了。
孫春龍心里很慚愧,他想,為什么不能真正做點事,幫助這些曾經為國家流血犧牲的老兵實現一些心愿。他們年齡都很大了,剩下的時間不多了,再不做點什么,將來留下的只會是遺憾。
正是在這樣強烈的“救贖感”召喚下,孫春龍發起了“老兵回家”的行動,積聚各方面資源讓老兵回到自己家鄉看看。誰知,這一行動一做就不可收,今年6月30日,他辦理了辭職手續,跑到深圳注冊了“龍越慈善基金會”,把自己的精力全部投入到了關愛老兵上面。
王克勤的“大愛清塵”項目也來自采訪。2009年7月,河南農民工張海超“開胸驗肺”事件,引發了對塵肺病患者的維權難的關注。王克勤跑到甘肅古浪、四川甘洛等地調查塵肺病人的生存狀態,一些患者的悲慘境遇讓他深受震動。
6月15日,他聯合中華社會救助基金會,發起了“大愛清塵”項目,想通過多方籌集善款,在塵肺病集中爆發區域展開救治,并喚起全社會和政府相關部門對塵肺病的關注與重視,提升農民工對塵肺病的了解和認識。
無論是“微博打拐”還是“免費午餐”,鄧飛一直把注意力放在了孩子身上。他說,孩子是世界上最弱勢的群體,他們的困境能觸動我們內心最柔軟的地方。
南都傳播研究院研究員、《南方都市報》公益周刊負責人龍科認為,這些公益項目能引起這么大的反響,與微博這一媒體新平臺的出現不無關系。公益活動需要社會動員,調動各方面資源,而微博正是這樣一個好平臺,能整合各方面力量,形成合力,從而出現突破性進展。
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副秘書長肖隆君是免費午餐項目的主要參與者,他認為,媒體人做公益項目能做得風生水起,與他們所積累的資源和公信力有關。
他說,媒體人做公益擁有一定優勢,“他們手里掌握了一定的話語權,能吸引社會的關注,像免費午餐實際上就是鄧飛聯合很多媒體一起做起來的。而且,媒體人也有一定的調動和整合資源的能力,像鄧飛、王克勤、孫春龍等人都是知名的調查報道記者,在社會上擁有一定的公信力,他們發起公益項目能提升公眾的認可度,有很多人就是沖著公信力來支持這個項目的。”
龍科認為,媒體人做公益,會更注重項目的公開透明,更注重接受各方面的監督,這也有助于項目的成長。像崔永元勇敢地公布冒充鄉村教師參加培訓的教育官員,以及鄧飛的“免費午餐”項目大膽地公布問題學校,這些都說明了媒體人做公益會更注重監督。
從輿論監督到做公益,孫春龍對他的轉身感悟深刻,他說,以前做記者是監督強權,現在做公益是扶助弱者,兩者有共通的地方,“不管是嘗試推倒一堵墻或者幫扶一個雞蛋,目的都是為了自己生存環境的日益趨好。后者,更是一個力所能及的,能讓自己感到有力,能讓更多的人感到溫暖的事情”。
來源:中國青年報 編輯:鄧京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