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中國地方債務陸續進入償債高峰期。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風險是否處于可控范圍、會不會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一些海外機構對此亦“憂心忡忡”，大談風險，認為中國地方債嚴重透支，不可持續。業內人士表示，中國地方債務水平總體并不算高，風險總體上可控，但需小心應對清理過程中的一些問題。

為經濟復蘇提供了動力

根據審計署發布的報告，截至2010年底，全國地方政府性債務余額107174.91億元，其中，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67109.51億元，占62.62%；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或有債務23369.74億元，占21.80%；政府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其他相關債務16695.66億元，占15.58%。

中國進出口銀行行長李若谷指出，據IMF的數據，中國政府收入（包括政府財政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等）雖逐年增長，規模也較大，但占GDP比重仍僅為20%左右，遠低于德意法45%左右的水平，也低于美日30%的水平。對處于二元社會的大國來說，這樣的資金收入顯得不足，但為擴大政府資金來源，將稅收比重提高到如丹麥、瑞典等國的近50%，以中國的發展階段和國情顯然不符合實際。在投資熱潮中，財權事權相對不匹配的地方政府通過地方融資平臺，債務融資規模迅速擴大。這些債務的形成有特殊歷史、體制原因，彌補了地方財政的不足，為經濟復蘇提供了動力，為突破基礎設施瓶頸奠定了基礎。當然，由于監管不到位、缺乏規范，也出現有的地區超過地方政府財力的實際承受能力等問題。

不會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對本報記者表示，在總量上中國地方政府的債務和公共部門債務仍然處在安全區。

賈康分析說，如果把地方債務和整個公共部門其他債務放在一起做一個總量上的判斷的話，這10.7萬億元債務約相當于2010年GDP的27%，加上整個公共部門占GDP約20%的名義負債，再加上高盛等方面強調的中國政策性金融機構所發行的金融債余額約占GDP的6%，那么中國現在公共部門整體的負債率充其量是在2010年GDP的50%—55%這個區間，低于所謂的國際警戒線——歐盟馬斯特里赫條約所規定的60%標準，明顯在安全區之內。

李若谷指出，如果從期限上來看，近兩年是地方政府債務的償債高峰，未來幾年償還比例逐年降低。債務償還率將在2013年以后降至10%的標準附近，償債風險并不大，不足以引起所謂的債務危機。退一步講，即使中國地方債務規模的確存在數據差異或者說有部分低估，銀行大面積壞賬將導致危機的說法也似乎過于悲觀。金融危機以后各地方政府響應經濟刺激計劃進行大規模投資產生的這些債務既非歐美國家那樣花在公民福利支出上，又非戰爭花銷上，而是花在實實在在的公路橋梁及高鐵上，是提高整個宏觀經濟效率的必要投資，是惠及子孫后代的基礎建設，這些基礎設施建設是中國可持續發展所需要的，將在未來產生利潤回報，而不是負擔。這完全不同于歐美債務危機。

不過，賈康同時指出，現在碰到的主要風險是總量沒有明顯過界、而局部顯然已經存在比較高的風險積累，需要相關部門在通盤考慮全局的情況下，聚焦高風險區域和項目，推動有針對性的應對措施，來防范地方債務風險。

警惕境外唱空的動機

對于中國地方債的風險水平，一些海外機構不斷唱空，西方媒體上亦頻現中國地方債務不可持續的論調，原因何在？

李若谷認為，美歐失業率高企、深陷債務危機泥潭、經濟低增長常態化，經濟社會中深層次矛盾存在再度激化的可能。以夸大中國通貨膨脹、地方債務、房地產市場及資本市場問題等手段，轉移國內矛盾、干擾中國經濟發展的伎倆已不是被第一次使用。這次炒作地方債不知又有什么樣的戰略意圖，我們是不能不警惕的。

賈康認為，在通盤的總量情況與結構情況擺明之后，我們對于中國地方債風險的所謂“集中爆發”威脅，可以說具有極大把握來防范和消除。對于某些局部風險的防范與消除，我們已具備多種手段、多道防火墻，包括近年不斷充實的銀行壞賬準備金、地方政府可調劑運用的資金和可應急變現的資產等。更不必說中央層面依托綜合國力提升所擁有的多元化的、實力比較雄厚的手段。至于有些境外媒體借炒作“中國地方政府債務”而把基本判斷引向所謂“中國崩潰論”，完全是聳人聽聞的臆測，是沒有真實依據的。

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編輯：許銀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