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9日，財政部發布公告， 2006-2011年，全國財政科技累計支出18625.7億元，年均增幅23.76%，明顯高于財政經常性收入增幅。財政科技支出帶動全社會研發投入快速增加，2012年預計超過1萬億元，約占GDP的1.97%。

然而，中國科技投入的大幅提升卻帶來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副作用”：一些國際期刊紛紛對來自中國的投稿收取高額版面費。

國際學術期刊《公共科學圖書館?綜合》(PLoS One)就是其中之一。PLoS One按照三類標準收費。第一類是針對貧困國家和地區如阿富汗、巴勒斯坦等這樣的國家和地區, 實行免費政策。第二類是針對印度、牙買加、古巴、埃及等中下等收入的國家和地區, 收取500美元的版面費。第三類是針對中上等和高收入的國家地區，按每篇1350美元的標準收費，而中國就被納入到第三類。今年1月，中國學者李競在博客上撰文抨擊該收費標準，并號召國內科技界抵制PLoS One。超過60名專家學者簽名同意抵制。

然而，“降低對中國作者收費”的呼吁并未得到正式回應。中國科學家們轉而反思，我們為什么要長期受制于人？為什么中國就不能辦好自己的科技期刊呢？帶著這些問題，中國日報專訪了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的副所長武夷山，為讀者揭開中國科技期刊艱難發展的幕后故事。

僅2012年，中國科學家共發表科技論文16.8萬篇，數量居全球第二。然而，這些論文卻大多數都發表在國外期刊上。

對此現象，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的副所長武夷山解釋說，“科學研究是國際性的。每一位學者，當他有了一項研究成果，自然希望全世界的同行都知道，所以他就要選一個最好的平臺來展示。這就好像，如果我是一名電視劇的制片人，我是要把我的電視劇賣給影響力較大的中央電視臺還是影響力較小的地方電視臺？那么我肯定會選擇影響力大的。”

經過多年發展，中國已經擁有了一些高水平的科技期刊，但是絕對數量仍然過少。根據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的統計，2000年時中國僅有47種期刊被SCI收錄，占全世界的0.826%。到了2011年，這一數字已經增加到155種，也僅占全世界的1.859%。

另一個數據也可以說明問題：在2011年，中國科學家發表的SCI論文中，高達80%都發在國外的刊物上。

“盡管從SCI收錄數量和占總量比例上說，我國的科技期刊都取得了一定的發展，但相對于我們的論文產出，我國期刊被SCI收錄數量仍然太少。所以我們的論文基本都是發在別人的期刊上面了，”武夷山說。他說，科技學術期刊是一個國家科技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科院前院長盧嘉錫院士1985年4月20日曾題詞說，“對科研工作來講，科技期刊工作既是龍尾，又是龍頭”。“龍頭”是指，在科研人員開始做一項學術研究之前，首先就需要查期刊文獻，了解以往已經完成的研究工作；而“龍尾”則是指在完成研究以后在科技期刊上發表論文，與同行共享成果。

此外，科技學術期刊也是文化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部分國際期刊的出版商利用科技期刊賺取很高的利潤，而反觀中國，“能夠盈利的科技期刊卻寥寥無幾”，武夷山說。

“根本的出路，就是辦好自己的期刊。現在別人不認可你，沒關系。等我們的期刊辦好了，別人認可了，外國人都來投稿，那么自然就有更多的學者選擇投給國內期刊了，”武夷山說。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國科技期刊的發展停滯不前呢？

語言是一個首當其沖的問題。

“在聯合國我們可能有不同的工作語言，但是在國際科學界，英語就是唯一的事實上的工作語言，”武夷山說。

然而，中國的英文科技期刊總體數量和比例都偏少。據武夷山介紹，目前中國僅有200余種英文科技期刊，在全國共5000多種科技期刊中占的比例也遠遠小于波蘭、匈牙利、韓國、日本等很多國家。

“除了語言以外，管理也是很大的問題，”武夷山告訴記者。

目前，包括科技期刊在內的刊物都必須獲得新聞出版總署批準的刊號，否則就屬于非法出版物，一經查出，予以取締。

“近幾年，每年批準的新刊都很少，有時甚至不到10種，”武夷山說。與期刊的緩慢增長相比，中國的科技論文產量節節攀升：從2001年到2011年，中國的國際科技論文產量達83.63萬篇。僅2010年，以中國作者為第一作者的國際科技論文就有12.15萬篇。

“有的人想辦期刊，有熱情、有能力，但就是申請不下來刊號。甚至有些人‘曲線救國’，去香港辦刊，等自己的刊物被SCI收錄后再希望新聞出版總署“追認”一個正式刊號，以取得名正言順的合法地位，這種情況也是有的，”武夷山說。

然而，收緊科技期刊刊號并沒法控制那些已有刊號的期刊的質量。相反，由于刊號已經成了“稀缺資源”，即使經營再差的期刊也不愿停辦而失去刊號。

“刊號太寶貴了！辦得不好的期刊，他們可以把刊號承包出去嘛，一樣可以賺錢，”武夷山說。

今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柳斌杰在接受了新華社記者專訪時也承認，“…而任何單位寧可賠錢，也不會放棄刊號這個稀缺資源。”在他看來，解決問題的主要思路就是：打破單位部門所有制的局限，拿出一批刊號在市場流通，政府管理部門不再審批報刊，而是審批誰有資格來購買，讓資源也流動起來。

然而，武夷山并不贊同這種控制科技期刊刊號總數量的做法。“如果放開科技期刊的刊號，不好的科技期刊自然就會死掉。如果不放開，辦得再不好的科技期刊，也會因為有人承包而茍延殘喘，”他說。

另一方面，由于期刊的主管單位都是國家機關，造成了期刊管理部門想裁撤不合格的期刊時畏首畏尾，這也是不合格的科技期刊得以生存的原因之一，武夷山說。

“中國必須要辦好自己的科技期刊，才能爭奪科學發現的優先權，”武夷山說，“有些科研人員也曾遇到這樣的情況，就是投到國外期刊的稿子被一再拖延或拒絕，但不久之后就發現國外的同行在同樣的期刊上發表了類似的成果。”

武夷山認為，要發展好中國自己的期刊，主管部門的管理方式，期刊的商業經營模式，和科學家的思想認識上，都需要逐步改進。

“我們中國的科學家也要正確地看待自己的實力，既不能妄自尊大，也不能妄自菲薄。要通過積極投稿、審稿、訂購等方式支持國內刊物的發展，這一點不能靠規定，只能等待我國科技期刊質量的逐步提高和人們認識的逐步轉變。”（記者 程盈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