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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最近一些媒體又在爭論福布斯“稅收痛苦指數(shù)”，其實福布斯今年根本就沒有公布所謂的“稅收痛苦指數(shù)”，這是一則舊聞，但還是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關注。福布斯“稅收痛苦指數(shù)”的分析模式是否科學、公平，其真實性、客觀性究竟有幾何？新華網(wǎng)評論頻道推出系列專家評論，予以分析解讀。

福布斯“稅收痛苦指數(shù)”系列評論之二

朱　青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

最近一些媒體又在爭論福布斯“稅收痛苦指數(shù)”，并在社會上引起廣泛的關注。《福布斯》雜志一般每兩年進行一次全球稅收痛苦指數(shù)的排名，而在近三次排名中，中國除了在 2007 年被排在第三外，其他兩次都被排在了第二位，成為世界上僅次于法國在稅收方面最“痛苦”的國家。關于《福布斯》雜志的“稅收痛苦指數(shù)”，筆者曾兩次在《中國稅務》雜志撰文加以分析，最近看到媒體又在爭論這個問題，覺得有必要再說幾句。

人們關于“稅收痛苦指數(shù)”的爭論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這個指數(shù)是否科學；二是中國的稅負是否在世界上位居第二。關于“稅收痛苦指數(shù)”的科學性，雖說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在我看來，該指數(shù)并不十分科學合理。筆者曾瀏覽過福布斯雜志的網(wǎng)頁，發(fā)現(xiàn)國外指責“稅收痛苦指數(shù)”的評論還真不少。例如，有一個評論說：把增值稅和社會保障稅的稅率加到一起相當于把升和立方英尺相加”。還有一個評論指出： 對于一個年收入 10 萬美元的人來說，在法國他要按 20%的稅率納稅，而在比利時稅率為 33%，根本不是‘稅收痛苦指數(shù)’中的 52.1%和 53.5%。”甚至有人這樣評價福布斯的“稅收痛苦指數(shù)”：“豐富的圖表、錯誤的數(shù)據(jù)、貧乏的分析”。《福布斯》雜志公布的“稅收痛苦指數(shù)”全稱是“福布斯全球稅收痛苦和改革指數(shù)” ，它是將一國的公司所得稅、個人所得稅、雇主和雇員的社會保險稅（費）、商品稅以及財產(chǎn)稅等 6 大稅種的最高一檔名義稅率加總后得出的。這種做法雖然簡便，但確實存在許多問題。特別是，多數(shù)國家個人所得稅實行的是累進稅率，將最高一檔稅率納入“稅收痛苦指數(shù)”，其得出來的數(shù)值顯然不適用一般納稅人。例如，我國的工薪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為45%，它適用月應稅工資所得10萬元以上的納稅人；2010年我國城鎮(zhèn)非私營單位在崗職工的月平均工資為3100元，私營單位就業(yè)人員的月平均工資僅為1730元，全國80%以上的納稅人是按20%或以下的稅率納稅，實際按45%稅率納稅的個人寥寥無幾。而在2009年福布斯雜志給我國核定的“稅收痛苦指數(shù)”（159）中，工薪所得稅的因子（45）占到了28.3%的比重，顯然它高估了中國人的稅收“痛苦”程度。實際上，《福布斯》雜志編制“稅收痛苦指數(shù)”主要是用來衡量各國收入相對較高的企業(yè)家和高管們的稅收負擔的，它并不能說明普通民眾的稅收負擔。“福布斯稅收痛苦指數(shù)”的這一缺陷即使是在“痛苦指數(shù)”最高的法國也是存在的。法國對法投資部主席飛利普法佛赫（Philippe Favre）在對法國“福布斯稅收痛苦指數(shù)”的評論中就指出：“法國年收入在 5 萬到 100 萬歐元的雇員（包括單身個人和已婚者）都對稅費后的收入表示滿意。……法國目前是歐洲最有吸引力的國家。事實上，紐約人移居到法國后，他們所要繳納的稅收與他們居住在華爾街或公園大道時所要繳納的稅收一樣多甚至可能會更少”。按照法佛赫的說法，法國盡管“稅收痛苦指數(shù)”排名第一，但法國一般民眾在稅收方面并不感到很痛苦。

其次，《福布斯》雜志將我國企業(yè)和職工繳納的住房公積金的比率也計入了“稅收痛苦指數(shù)”，而住房公積金最終要全額返還給職工個人用于購房或修房，它并不會給職工帶來什么“痛苦”，所以將住房公積金的繳費率也計入到“稅收痛苦指數(shù)”中也是不妥的。

另外，既然是“稅收痛苦指數(shù)”，那么容易導致人們納稅“痛苦”的財產(chǎn)稅（直接稅）就應當考慮進去。但《福布斯》雜志的“稅收痛苦指數(shù)”中只包括了各國中央（聯(lián)邦）政府征收的財富稅，而地方政府征收的不動產(chǎn)稅（房產(chǎn)稅）卻沒有涉及。難怪有美國的網(wǎng)友在福布斯雜志網(wǎng)站上留言說：“對我來說聯(lián)邦稅倒不是什么太大的問題，但是聯(lián)邦稅、州稅、地方政府稅、社會保障稅、特別是財產(chǎn)稅等加到一起就可能超過我總收入的 50%了”。看來，對《福布斯》“稅收痛苦指數(shù)”的科學性在國外許多人也是抱有疑問的。

那么，人們能不能根據(jù)《福布斯》雜志“稅收痛苦指數(shù)”第二的排行就得出我國的稅負在全世界第二重的結論呢？其實，衡量一個國家的稅負輕重是個十分復雜的問題。其中有兩點比較重要：一是該國的宏觀稅負指標高不高；二是民眾（納稅人和負稅人）從政府使用稅款（用稅）中的受益大不大。《福布斯》雜志為了便于人們衡量各國的宏觀稅負，有的年份還編制“宏觀稅負指數(shù)”，即一國的全部稅收收入（包括各級政府征收的各項稅收，其中也涵蓋了不動產(chǎn)稅和環(huán)境稅等）占GDP的比重。需要說明的是，在《福布斯》雜志2009年“宏觀稅負指數(shù)”排行榜中，“稅收痛苦指數(shù)”排第一的法國僅名列第五，挪威、瑞典和丹麥排在了前三。顯然，“稅收痛苦指數(shù)”并不能說明一國的宏觀稅負水平。從國際比較上看，我國的宏觀稅負確實比發(fā)達國家要低。例如，2010年，我國按OECD口徑計算的稅收收入（稅收收入加社會保險繳費收入）占GDP的比重約為22%，而從OECD的統(tǒng)計數(shù)字看，2009年這個比例在丹麥為48.2%，瑞典為46.4%；此外，奧地利、比利時、法國、芬蘭、意大利和挪威等國也都超過了40%。

其次，考察稅負的輕重還要看民眾在政府用稅過程中的受益情況。如果一國的宏觀稅負指數(shù)不高，但民眾從政府的財政支出中受益更小，那么該國的稅負也屬于重的。也就是說，稅負高低與稅負輕重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這里的關鍵問題是，民眾從政府用稅中的受益程度不好精確的度量。而且，老百姓一般是從教育、醫(yī)療、養(yǎng)老、住房等政府民生支出中直接感受自己的受益，其從政府的國防、經(jīng)濟建設、行政管理等項支出中的受益則不容易感受到。這樣，當一國財政的民生支出規(guī)模較小時，老百姓往往覺得自己沒有在政府的用稅過程中直接受益，因此也會感到稅負較重。我國目前就面臨這個問題。民眾在談論稅負時普遍感到過重，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國政府的用稅重點與發(fā)達國家不同。根據(jù)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08年的統(tǒng)計，我國財政支出中用于教育、醫(yī)療、社會保證、住房的部分僅占全部財政支出的 29.3%，而在發(fā)達國家這個比重一般都在 60%以上，例如，挪威為 70.6%，瑞典為 68.6%，丹麥為 71.6%，芬蘭為 68.3%，法國為 71%，意大利為 61.9%，荷蘭為 61.7%。

目前國內有人認為，中國的宏觀稅負與發(fā)達國家相比雖不算很高，但中國政府提供的教育、醫(yī)療衛(wèi)生、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的水平也是比較低的；與公共服務的水平相比，中國目前應當屬于高稅負國家。應當承認，目前我國用于上述公共服務領域的財政支出占比與發(fā)達國家相比確實還比較低，但也應當看到，我國作為一個發(fā)展中的國家，將較多的財政資金投入基礎設施建設和經(jīng)濟事務也是必要的。特別應當看到的是，近年來，我國財政用于公共服務領域的支出規(guī)模不斷提高，其增速已超過了宏觀稅負。例如，2010年與2007年相比，我國的宏觀稅負（不含社會保險繳費）從17.2%提高到了18.3%,增加了1.1個百分點，而與此同時，全國財政的教育、醫(yī)療衛(wèi)生、社會保障和就業(yè)以及城鄉(xiāng)社區(qū)服務等四項公共服務開支占GDP的比重也從6.7%提高到了8.1%，增加了1.4個百分點。所以，如果結合財政支出來看，近年來我國的稅收負擔并沒有明顯加重。

當然，我國財政支出中的一些浪費現(xiàn)象和低效率也使民眾感到稅款的使用不盡人意，一些人由此認為中國的稅負重也在情理之中。民眾對稅負的看法也在客觀上要求政府在加快轉變經(jīng)濟發(fā)展方式的同時，不斷完善財政支出結構，提高稅收的使用效率，使稅款最大程度地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另一方面，財政支出結構轉型過程中，也勢必要求國家的宏觀稅負逐步提高。但這種伴隨著民眾直接受益不斷增加的稅負上升是一種良性的過程，它不會給一般民眾增加“稅收痛苦”。（朱青）

福布斯“稅收痛苦指數(shù)”系列評論之一

白景明：福布斯“稅負痛苦指數(shù)”太偏頗

如何看待稅負水平近年來成為中國社會熱點話題之一。2009年美國《福布斯》雜志推出全球“稅負痛苦指數(shù)”榜單，把中國排在第二位，使中國公眾關于稅負問題的爭論升溫，近日人們重提這一排名，稅負討論再掀高潮。

《福布斯》雜志推出的稅負排行榜在其它國家內沒有受到關注，在中國卻產(chǎn)生了轟動效應，確實值得思考。有必要指出：稅負分析得出什么結論是次要的，首先是分析態(tài)度。如果先是在腦海里框定了結論，再從材料中找依據(jù)、用適意的方法來論證，那么，結論肯定是偏頗的。這種分析模式就是不公平的范式。由此出發(fā)考察情況，可說《福布斯》的分析根本是不公平的。

來源：新華網(wǎng) 編輯：馬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