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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做好事要自帶攝像頭嗎？

漫畫：當今社會道德生態令人關注。

一問：受助者，為何恩將仇報

編輯：發生在江蘇如皋的這起事件，司機究竟是撞人，還是救人？

殷紅彬：8月26日中午12點半，我駕駛著車號為“蘇F29171”的大客車，載著乘客從如皋石莊鎮出發，前往南通市區。行駛到張黃立交橋時，發現路面上橫著一輛三輪車，一名老人被壓在車下。我迅速靠邊停車，和乘務員郁維貞跑下車，將老太攙扶起來。

但是，附近村民將我攔住“不讓走”，懷疑是我撞了人。在讓對方記下車牌號后，我才重新開車上路。

記者：據如皋市宣傳部新聞科邵科長說，29日下午，受石老太委托，其兒子郝先生帶著錦旗來到南通飛鶴快客公司，向熱心救人的殷紅彬、郁維貞表示了感謝。

編輯：這幾年，出現過不少類似事件，其中有像如皋事件這樣最終被證明是一場誤會的，但也有助人為樂者遭到惡意誣陷的。這類事件的發生，究竟是什么原因？

王敬波：類似事件的再三出現，從根本上說，恐怕是社會誠信系統出了問題。在市場經濟迅速發展的過程中，由于相關法律法規尚不完備，一個公平的、透明的市場競爭機制尚未完全建立，在商業領域出現了不公平競爭，甚至商業欺詐。而這種經濟現象的不良影響，也會逐漸滲透入社會生活中。在國家治理和政府管理領域也存在著類似的情況。

各種領域的問題作用于社會生活，一方面導致社會上產生了為了逐利不擇手段的現象；另一方面，也使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感降低，人們越來越不敢做好事。

編輯：這類事件中，我們好像總是聽聞好人被冤枉，很少聽到壞人被懲罰。這是不是因為法律中對誣陷、冤枉人的人懲處力度不夠？

王敬波：對于惡意欺詐，我國法律體系中是有懲罰機制的。但是，具體到操作層面并不容易。助人者可能覺得要提供證據，自證清白，或者證明對方欺詐，直至追究責任、為自己維權，時間、經濟成本都高，不如私下與對方達成協議，平息事端。這多少與中國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處事態度有關。

另一方面，圍觀者可能也本著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態度，未必愿意第一時間站出來作為證人，幫助蒙冤者維權。因此，盡管有相關法律制度，但從實際效果來看，法律中很難對惡意欺詐行為進行有力的處罰。這也可能進一步助長無良人的僥幸心理和社會上的不正之風。

二問：助人者，為何引火燒身

記者：如皋警方稱，他們在調查時發現，南通飛鶴快客公司的大巴車都安裝了車輛監控系統，能夠實時記錄車輛前方和內部情況。監控系統對后來事件的調查起到了重要作用，是嗎？

殷紅彬：正是因為有這套監控系統，我覺得警方一定能還自己一個清白。　　

編輯：如果如皋事件中沒有攝像頭的存在，是不是助人為樂的人又要背黑鍋？為什么做好事卻引火燒身？是證明自己無辜這件事難度特別大嗎？

王敬波：如皋事件中，比較幸運的就是有攝像頭清楚記錄下了事件的全過程，提供了清晰無誤的證據，事情的是非曲直都很明確，因此處置起來相對比較簡單。

在通常的案件調查和審理中，證據是很重要的裁判依據。比如，可以通過傷情鑒定、提供人證物證等方式，為公安機關的調查或者法官的裁判提供依據。

但是事實上在很多案件中舉證責任的承擔并不那么容易，由于缺乏有力的人證物證，這件事確實會給調查、裁判帶來難度。畢竟事件過去了，很多事件又是短時間發生的，或者稍縱即逝，客觀上難以重新完全還原。

中國有助人為樂的傳統，這種傳統應該得到弘揚，但是我們也必須提醒行善的人，在做好事的同時，一定要增強法律觀念、證據意識和自我保護意識，避免好心辦壞事。比如，如果遇到犯罪或者事故現場，就不能不顧一切地沖進去施救，需要有意識地保護現場，以免影響以后的調查取證，或者給自己帶來不必要的麻煩。

三問：執法者，為何左右為難

編輯：有這樣一種觀點，法院作出不利于助人為樂者的裁決，會讓惡意欺詐的人稱心，做好事的人寒心，以后就更沒人做好事了。既維護法的尊嚴，又保護行善者的權利，執法者往往左右為難，怎樣才能兩全呢？

王敬波：首先應該強調的是，具體到一個案件的裁決，法官和媒體所接觸掌握的事實、證據也許是不盡相同的。媒體披露的信息，公眾作出的判斷，未必就真實、全面、準確。

因此，我們在不全面了解事件的情況下，盡量不要妄自對法院的裁判進行評論。

從另一個角度說，我們也要強調法院在裁判一些涉及社會倫理、社會誠信、社會道德的案件時，應該重視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

司法職能是隨著社會進步而發展的，但是至少在中國目前環境下，司法需要承擔一定的引導社會風尚的責任。

盡管在有些判例中，可能由于取證困難等問題的客觀存在，最終裁決可能不利于行善者，但是可以通過裁判文書對社會公眾進行引導，對公眾的善行進行肯定，也能達到引導社會風尚的作用。

記者：此事發生后，有網友戲謔說，按照這種趨勢，誰還敢扶老太太啊？您對此事怎么看？

張小平：一定要迅速查明真相，褒善懲惡，給社會一個明明白白的交代，讓好人有好報，要引導社會輿論，樹立正確價值觀。好事要做，好人最終是會得到社會承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