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李建國）

同志們，朋友們：

今天我們懷著十分崇敬的心情在這里舉行座談會，紀念習仲勛同志誕辰100周年，深切緬懷他為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事業建立的不朽功勛，追思和學習他為國家、為民族、為人民不懈奮斗的崇高品質和始終不渝的革命精神。

習仲勛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我黨、我軍卓越的政治工作領導人，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和領導者之一，國務院原副總理，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書記處書記，第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第五屆、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輝戰斗的一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

習仲勛同志早年參加革命，出生入死、轉戰陜甘，是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和領導者之一。習仲勛同志1913年10月15日出生于陜西省富平縣一個農民家庭，早年接受革命思想，參加進步學生團體。1926年5月，年僅13歲的習仲勛同志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8年春參加愛國學生運動，遭國民黨當局關押，在獄中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30年初，習仲勛同志受黨組織委派到國民黨西北軍楊虎城部做兵運工作，后任中共營委書記。1932年4月，他組織發動了“兩當兵變”，任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游擊隊第五支隊隊委書記。同年9月，進入渭北革命根據地，任渭北游擊隊第二支隊政治指導員。1933年2月，他任共青團三原中心縣委書記，從事武裝斗爭、農民運動和青年工作。同年3月后，與劉志丹等同志創建先后以照金、南梁為中心的陜甘邊革命根據地，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習仲勛同志歷任中共陜甘邊特委委員，軍委書記和共青團特委書記，游擊隊總指揮部政治委員，革命委員會副主席、主席等職務。1934年11月，當選為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他參與領導蘇區的游擊戰爭，粉碎了國民黨軍隊多次“圍剿”，出生入死，浴血奮戰，在不斷排除內部“左”的和右的思想干擾中，壯大了紅軍武裝，鞏固和發展了革命根據地。他以極大精力領導黨的建設和政權建設，為土地革命戰爭年代紅色政權的鞏固和經濟的發展，做了許多探索性、開創性的工作。1935年春，陜北、陜甘邊兩塊革命根據地在反“圍剿”戰爭中連成一片，統一為陜甘革命根據地（又稱“西北革命根據地”），習仲勛同志為中共西北工委領導成員，并繼續擔任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1935年9月，他和劉志丹同志等一大批領導干部在錯誤肅反中被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執行者關押。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到達陜北后，他們才得以釋放和平反，從而挽救了這塊在土地革命戰爭后期“碩果僅存”的革命根據地，使之成為黨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的落腳點和八路軍奔赴抗日前線的出發點。

1936年1月，習仲勛同志任中共關中特委常委、蘇維埃政府副主席、黨團書記。同年6月，隨紅軍西征，先后任中共曲環工委書記、環縣縣委書記。9月，又受中共中央委派赴關中，守衛陜甘寧邊區南大門，長達6年。9月起任中共關中特委書記、游擊隊政治委員?？谷諔馉幈l后，習仲勛同志先后擔任中共關中特委書記、專員公署專員、軍分區和關中警備區第一旅政治委員。1942年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黨校校長。他組織領導分區軍民同國民黨頑固派進行軍事、政治和經濟斗爭，貫徹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贏得了黨和人民群眾的信賴和擁戴。1943年1月，毛澤東同志親筆為他書寫“黨的利益在第一位”的題詞，予以表彰。同年2月，他調任中共綏德地委書記兼綏德、米脂警備區和獨立第一旅政治委員。他深入農村，調查研究，培養典型，總結經驗，領導大生產運動，增強了當地的經濟實力，為鞏固和發展“三三制”政權做出了很大成績。在整風審干和“搶救運動”中，他抵制和糾正“左”的偏向，保護了干部和群眾。1945年6月，在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習仲勛同志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同年8月，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其間，曾擔任爺臺山自衛反擊戰臨時指揮部政治委員，參與領導了著名的爺臺山自衛反擊戰，取得了反頑斗爭的重大勝利。

習仲勛同志長期主持西北局工作，為奪取西北地區革命勝利、建立和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夙興夜寐、忘我工作，作出了杰出貢獻?？谷諔馉巹倮?，習仲勛同志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陜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委員、陜甘寧野戰集團軍政治委員、西北野戰兵團副政治委員、西北野戰軍副政治委員、西北軍區政治委員。他受毛澤東同志指示，領導策動了橫山起義，接應王震同志率三五九旅中原突圍返回延安。1947年3月中旬后，按照中共中央的戰略部署，他協同彭德懷同志指揮了保衛黨中央、毛主席和陜甘寧邊區的戰役，相繼取得青化砭、羊馬河、蟠龍鎮“三戰三捷”和隴東、三邊戰斗的勝利。習仲勛同志作為我軍優秀的政治工作領導者，在整個解放戰爭期間，和彭德懷、賀龍同志，或轉戰西北戰場，或開展新式整軍運動等軍隊政治工作，或組織后方支前，戰勝了十倍于我的國民黨軍隊，為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國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習仲勛同志在主持西北局工作中，和林伯渠同志一起，為建設陜甘寧邊區嘔心瀝血，付出了巨大努力。尤其是在陜甘寧邊區土改中，他提出的區別老區、半老區、新區不同情況制定政策和糾正“左”的偏向的意見，得到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肯定，并轉發全國各解放區。

新中國成立后，習仲勛同志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代主席，西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第一野戰軍暨西北軍區政治委員，長期主持西北黨、政、軍全面工作。他堅持黨的正確路線，從實際出發，正確地、積極穩妥地領導了西北地區5省的城市接管、剿匪反霸、土地改革、鎮反和“三反”“五反”及抗美援朝等重要工作。習仲勛同志還親自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統戰部部長，在統一戰線工作中作出了突出貢獻。他把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大膽而妥當地解決了復雜的民族宗教問題，團結爭取了一批少數民族宗教界上層人士，為鞏固新生政權，建立新的社會秩序，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奠定了良好基礎。

習仲勛同志在國務院協助周恩來總理工作長達10年，為新中國的建設和發展穩定作出了重要貢獻。1952年9月，習仲勛同志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兼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書記。他主持制定“整頓提高、重點發展、提高質量、穩步前進”的16字方針，指導了建國初期的文教工作。1953年9月后，他歷任政務院秘書長、國務院秘書長。1956年9月，在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1959年4月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負責國務院常務工作。在周恩來總理的直接領導下，參與國家重大方針、政策、法規的研究和制定，以及重要的國務活動和外交活動。他主持制定一系列規范國家機關活動的規章制度，確保了機關的有效運轉。他厲行節約，勤儉辦事，樹立了為人民當家理財的優良作風。在國務院工作期間，習仲勛同志兢兢業業、夜以繼日，國政民事務必躬親，充分展示了他的卓越才能，受到周恩來總理的高度稱贊，被大家譽為國務院的“大管家”。

習仲勛同志主政廣東，為貫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推動廣東在全國率先改革開放勇當先鋒和闖將。1978年4月后，習仲勛同志歷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第一書記，廣東省省長，廣州軍區第一政委、黨委第一書記，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委員。他堅決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擁護黨中央關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大刀闊斧地撥亂反正，全力平反冤假錯案，妥善解決歷史遺留問題，落實各項政策，增強了團結，穩定了局勢。他團結省委一班人，堅決貫徹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的關于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和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率先向黨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國內外的有利形勢，發揮廣東的特點和人文地緣優勢，讓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的請求，得到了鄧小平同志的贊同。1979年7月，黨中央、國務院正式批準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和創辦經濟特區，為廣東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使廣東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綜合改革的試驗區和排頭兵，為國家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提供了寶貴經驗。在這個歷史進程中，習仲勛同志表現出了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遠見卓識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開拓創新的革命膽略，為廣東的改革開放事業和經濟特區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他始終心系廣東的發展。1989年12月，習仲勛同志到廣東視察調研時強調，不管遇到什么困難，都要堅持改革的方向，改革不能踏步不前，更不能走回頭路，希望廣東充分發揮改革開放綜合試驗區先走一步的作用，爭取各項工作走在全國的前列。

習仲勛同志主持中央書記處日常工作，為撥亂反正、加強新時期黨的建設、開創統一戰線工作新局面作出了卓越貢獻。1981年3月，習仲勛同志參加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同年6月，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他被增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1982年9月，在黨的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負責中央書記處的日常工作。他參與了一系列重大決策的研究、制定，處理了許多重大和復雜疑難問題。習仲勛同志直接參與領導黨和國家領導體制和干部制度改革，在撥亂反正，推動組織、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實現干部的新老交替、精簡機構、加強領導班子建設等方面，傾注了大量心血。他認真負責參與領導整黨工作，為統一思想、整頓作風、加強紀律、純潔組織，努力把黨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作出了積極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