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按
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正在成為中國民眾的新期待和中央高層的新戰略。定于今年10月15日~18日召開的十七屆六中全會以此為主要議題,統籌謀劃,開展頂層設計。
什么是文化?國際上會有上百個定義,從不同視角、維度、功能詮釋文化的豐富內涵和寬廣外延。我們的共識是: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和國家的軟實力;文化是大眾精神生活消費的基本權益;文化是世界新興生產力和經濟引擎。
基于此,半月談網將在未來三天陸續轉載《半月談內部版》策劃組織的這組專題報道,試圖觀察、回答三大焦點話題:文化產業如何壯大?文化民生如何保障?文化價值如何實現?
聚焦三大話題,本專題綜合運用記者調查和專家訪談,既對近年文化改革發展中頻現的可喜亮點予以盤點,又對未來進一步深化改革、加快發展、促進繁榮之策進行理性求解。我們期待,一個泱泱文化大國,必定會以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努力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
文化產業離支柱產業有多遠?
——訪中國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張曉明
要成為支柱產業,文化產業增加值年均增長率約達到20%
記者:我們注意到,今年起實施的“十二五”規劃綱要第四十四章提出,“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那么,衡量一個新興產業是否成為支柱性產業有沒有硬杠杠?
張曉明:根據一般的說法,成為“支柱產業”的最低標準是占GDP總量5%。如果中國文化產業要在2015年成為支柱產業,就必須把在GDP中的占比約提升一倍。
記者:溫家寶總理在今年兩會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將“十二五”期間國民經濟年增率設定為7%,并指出到2015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將超過55萬億元。
張曉明:根據這個目標,到2015年,我們的文化產業增加值應是2.75萬億元。按照這個數字計算,文化產業增加值從2010年的11052億元到2015年的2.75萬億元,年增率約為20%。
記者:增幅相當大,任務相當重。
張曉明:實現這一發展目標,的確有一定難度,但并非不能。關鍵要開辟新思路,看到新空間,尋找新路徑,激發新動力。
前瞻“十二五”文化產業五大發展空間
記者:“十二五”期間文化產業實現跨越式發展,具體有哪些發展空間呢?
張曉明:第一,居民文化消費需求的充分釋放,是我國文化產業大發展的基本依據。文化產業首先是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精神文化消費需求的現代服務業。“十二五”時期,擴大內需,改善民生,已經成為中國經濟政策的主軸,這個巨大的文化消費落差為文化產業的發展提供了近乎無限的想象空間。我們看到,“十二五”規劃在“政策導向”這一章中談到了“建立擴大消費需求的長效機制”,而且特別明確地提出要把擴大消費需求作為擴大內需的戰略重點。
第二,參與國民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是我國文化產業大發展的主攻方向。“十二五”規劃中將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提到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的高度,將推動服務業大發展作為結構優化升級的戰略重點,這一連串具有緊密邏輯關聯性的戰略舉措最終指向了現代文化產業——生產性服務業的高端形態。大力發展工業設計、數字內容服務等高端服務業,為當代文化產業的重要領域——創意設計騰出巨大的發展空間。
第三,培育新型文化業態,是我國文化產業大發展的重大機遇。今天的文化產業是建立在數字化信息技術基礎上的新型文化產業。信息技術迅速普及,以全世界最快的速度創造著新型的消費者、新型的消費熱點以及新型的業態,與數字化信息技術有關的新型文化產業部門不斷爆出超常增長的消息,有關公司也接連在納斯達克上市,迅速進入全球大型企業之列。
第四,發展新型城市文化經濟,促進區域協調和錯位發展,是我國文化產業大發展的獨特優勢。不少地方執政者將眼光投向未來,否定了服務于傳統工業化的城市發展戰略,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等新型產業集聚區紛紛創建,大量新穎和別具特色的文化地標涌現在城市未來的藍圖上。
第五,發展對外文化貿易,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是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新天地。未來5年將是我國對外貿易發生轉型的重要時期,對外貿易結構的變化將向培育出口競爭新優勢、大力發展文化等新興服務業的方向發展。
重識文化,激發新動力,謀求大發展
記者:“十二五”時期,文化產業不僅有良好的發展機遇,更需要突破發展的障礙,在思想理念和體制機制上有新的突破創新。
張曉明:是的。首先要重新認識文化產業的發展目標,或許這將是一場觀念的革命。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上有一些聲音質疑以GDP衡量國家經濟實力的合理性,人們開始尋找復合指數來衡量發展。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提出的“人類發展指數”、世界銀行提出的“綠色GDP核算體系”、不丹國王提出的“國民幸福指數”等,就是其中最具影響的成果。
由聯合國貿發會議和開發計劃署牽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以及國際貿易中心等機構參與,于2008年發布報告,提出把創意經濟作為“新的發展范式”,包容了經濟、文化、技術和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是發展的主軸概念。
在文化和經濟普遍融合已經成為大趨勢的今天,人們不再認為文化與經濟活動不相關,甚至也不再認為文化產業僅僅是那些與經濟活動密切相關的行業活動,而是已經將其提升到現代化發展的核心概念的高度。
記者:您對未來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有何建議?
張曉明:新一輪文化體制機制創新要構建目標模式。宏觀經濟轉向導致的文化需求空前釋放、經濟結構調整對現代服務業的擴張期待、數字化信息技術的巨大進步推動新型業態出現,都要求文化產業有一個超常的發展,而沒有重大的體制性突破將難以實現超常發展的目標。文化產業發展的巨大沖動對文化體制改革的這一倒逼形勢超出了有些人的理解程度和容忍限度,于是出現了種種認識的反彈。形勢要求我們必須進行一些更為根本性的思考,既是回答這些質疑,也是為改革頂層設計。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實現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最需要加以保護的文化權利就是人民群眾依法興辦文化企業以從事文化創造、生產、銷售等的權利。改革有成本,也有“時間窗口”。漸進式改革有保持穩定的好處,也有成本不斷攀高的弊病,必須在“時間窗口”關閉前果斷沖關。
記者:深化改革中,如何促進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協調發展?
張曉明:文化體制改革的最重要突破就是將傳統文化事業單位分為事業和產業兩類,實施分類指導,創建新型體制。近10年來改革的實踐說明,公益性文化事業和經營性文化產業并非只有兩種非此即彼的機構類型,還有一系列過渡形態、中間形態。因此,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必須不斷創新市場主體。
記者:這些中間形態單位自主經營但是不同于文化企業,從事公益性文化活動卻不拿國家財政支持,他們所從事的活動盡管公益性程度不同,但是對由財政資助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起到重要的補充作用,而且在效率上往往比政府財政扶持的文化機構更具優勢。
張曉明:市場經濟是一種不斷發展中的資源分散配置機制,不但有利于發展經營性企業,也在逐步發展出有利于公益事業機構的機制,使得從事公共文化服務的機構越來越成為不需要國家財政直接供養的“非政府”和“非營利”機構(NGO)。
現代文化領域正在成為NGO發展最快的領域。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進步,多種多樣的市場或者半市場化的機制將會發展起來,各種類型的市場主體將會創設出來,體制機制和政策方面的創新必須跟上。(《半月談內部版》2011年第10期,記者王永霞 朱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