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2日，第八屆北京—東京論壇在日本東京開幕，數百名中日來賓出席。以下是新華社高級記者江冶在媒體分論壇的講話摘要：

中日雙方對各自國民進行的輿論調查顯示，盡管兩國國民對中日關系的重要性給予高度認可，但兩國間存在的諸如領土爭端等問題，仍嚴重影響著國民間相互好感度的提升。

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友好鄰邦，在國家關系中能稱得上“世代友好”的也僅有中日兩國。可是，在兩國全面提升戰略互惠關系的今天，兩國國民的相互好感度和親近感長期在低位徘徊，作為媒體的一員對此不能不進行深刻的反思，并從中更清醒地認識到媒體在增進兩國民間友好交往中應發揮怎樣的作用，增強媒體自身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客觀地講，無論是從中國方面還是從日本方面，媒體對對方國家的全面報道，包括政治、經濟、科技、社會、文化以及人文交流等，都遠遠超過第三國，中日兩國的相互關注度之高也僅次于中美和日美。那么，雙方如此空前的報道規模和極高的關注度，卻沒有帶來兩國國民的相互理解的加深和友誼的增進，兩國媒體應共同找一找原因。我們知道，各自國民中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人都是通過媒體報道了解對方國家和兩國關系的。

那么，從報道的層面上講，是什么影響了相互國民對對方的認知和理解，進而導致了兩國國民情感的長期對立？筆者認為，一些媒體為追求發行量或收視率，迎合民眾中的一種民族主義情緒，夸大或渲染了對對方負面報道，這是問題的關鍵所在。比如，對于釣魚島、東海等雙方間有嚴重爭議問題的報道，不能為了吸引眼球而連篇累牘地進行鼓噪，刺激受眾的敏感神經，增加對立情緒，而更應考慮報道的消極效果，盡量將事件的負面影響控制在最小的范圍內，朝著有利于事件的解決方向進行輿論引導而不是激化矛盾。在這方面可以說中國的主流媒體（官方媒體）做得更穩妥一些。

再比如，日本的個別媒體在對中國的報道和所登載的所謂知名人士的涉華文章中，明顯帶有意識形態方面的偏見，我們認為這是冷戰思維的一種延續，不利于增進兩國人民的相互友好感情。2002年5月8日發生了5名身份不明者闖日本駐沈陽領館事件，今天我們再回顧一下整個事件的報道，尤其是當時日本方面的報道，我們很難從中感受到當時站崗執勤的中國武警做法是符合維也納領事公約規定、完全是出于保衛日領館及其人員安全的責任感，當時的日本受眾通過報道能正確理解中方的善意行為嗎？

中日兩國社會制度不同，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兩國的報道體制也存在巨大的差異。作為媒體，不僅是新聞事件的報道者，也是文化的傳播者，更應成為兩國人民溝通思想、加深相互理解和友誼的重要橋梁。為此，雙方媒體應首先樹立起大局觀，審慎對待有可能刺激對方敏感神經的事件事態的報道，不能以簡單的“客觀報道”之托詞，回避社會責任，當然更不能“惡意炒作”，避免情緒化而應更趨于理性，讓彼此國家的人民看到一個真實的對方，并在此基礎上牢固雙方世代友好的紐帶。

（作者：新華社高級記者 江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