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樂雄
對二十世紀中國軍事現代化總體分析、評估和經驗教訓的總結顯然是個令人望之卻步難題，何況在這一框架內的各種微觀、宏觀的研究已遍地開花，令人目不暇接。本文的研究所采取的途徑是：在宏觀層面上展開幾個重點問題進行探討。有別于時下學者通常追求“體系的完整性”的做法。雖然，歷史的反思需要采取綜合的觀察角度，并使用綜合的評價尺度，但卻不適合本專題的探討。既然要對中國的百年軍事進行總結，那么只能暫且以軍事現代化作為唯一的價值評價尺度來審視一切與之有關的現象和問題，至于這些現象和問題的其它社會涵義的揭示不是本專題的任務。所以需特別聲明一點：本文對百年來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發生的各種事件所作的結論，并非這些現象的全部意義，僅僅是軍事方面的意義，而這種結論與其他角度觀照下得出的結論很可能發生沖突。比如說，從中國政治制度發展史而論，袁世凱是個開歷史倒車的丑角，但以中國軍事現代化論之，他是中國現代化陸軍的主要開拓者。當然，政治上倒退和軍事上積極進取在袁氏身上奇妙統一，這一矛盾本身就反映了中國社會現代化轉型的輾轉曲折，不過，這也不在本專題討論之內。
研究中國軍事現代化過程至少有兩個重要理由，一是軍事現代化在中國社會擺脫古老的傳統枷鎖，向現代化轉型的社會整體進程中起著決定性的牽引作用，如果把中國社會各個方面看成是一排相互關聯的多米諾骨牌，那么軍事是首先倒下并引起政治、經濟、教育、文化、階層等社會結構連鎖反映乃至文明發生質變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更進一步說，中國軍事領域的變革既是我們整個傳統農耕文明轉型的邏輯起點，同時又是歷史起點。概而言之，軍事現代化是中華文明轉型的火車頭。二是戰爭乃文明的試金石，中國軍事現代化過程表明，中華文明并非湯因比和斯賓格勒所說的是一種僵死的文明， 而是具有迅速回應外部挑戰能力的文明，這點比照一下美洲印第安文明就十分清楚了。
一，中國“農業——軍事型”的傳統特征
我們基本上可以將中國一百多年的軍事現代化歸納成從傳統的“農業——軍事型”向“工業——軍事型”的艱難轉型的過程。要把這一過程解釋清楚，必須先從傳統的“農業——軍事型”背景著手。
中華文明發育成熟的第一要素是地理環境。大約在北回歸線至北緯３５度左右之間，橫跨三個氣候帶，這片廣闊的平原、丘陵和山地為發源于青藏高原的黃河、長江兩大水系所覆蓋，自然條件極其適合各種農作物生長。這片農耕區域北面是蒙古草原，南面是亞熱帶叢林，東面瀕臨大海，西面連接青藏高原，自然地理和環境氣候上形成這一農耕區域的天然封閉狀況。這一區域的人們選擇了定居的農業耕作作為主要生存方式。這一農耕區域內，維護農業生活正常運作是一切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教育、意識形態等等社會管理活動的終極目的。這些特點對于形成獨特的中華文明以及生活于這一文明區域的人們的行為方式、思維方式、以及具體的日常生活產生著深遠持久的影響，
同樣，這些被法國年鑒學派稱之為“歷史長時段”因素深刻影響并決定了中華文明軍事領域的特征，形成獨特的軍事方面的傳統，這些軍事領域的特征和傳統具體表現在一下幾個方面：
一、 為土地而戰
農業文明中的人們以農作物為糧食，土地為生存第一要素。無論是中國歷史上的分裂時期還是統一時期，戰爭經濟性根源絕大多數與土地有關。比較典型的是春秋戰國時期，各國相互攻伐的主要原因是為子孫后代的生存空間著想。 這一時期的強國都具有主動性和進攻性。在海內既定，國家統一時期，戰爭的主動性、進攻性削弱，防御性戰爭是為常態，因為周邊地理上，已無值得進一步擴張的良好耕地，而在統一版圖內的遼闊農業區域的管理工作已經顯得力不從心。對外戰爭中，除非外部世界入侵或嚴重的、不斷的騷擾威脅，不得不為保衛土地起而應戰， 不然，則盡量避免對外戰爭，至于為炫耀武功而對外用兵，一向被視作窮兵黷武而受到譴責。無論統一時期的防御戰，還是分裂時期的進攻戰，土地往往能最大限度地調動起中國人的戰爭激情。
二、防御性軍事戰略
中國國家起源的初始因素在于建立合理的大河流域的農業灌溉體系，目的是維持這一農耕區域日常生活。第一個統一王朝——夏就是由治水英雄大禹建立的，農耕生活——治水——國家，這一獨特的歷史模式也就決定國家某些功能方面的獨特性，進而也就決定作為文明的、社會的、國家政治工具的軍事方面某些功能的獨特性。
就外部威脅而言，國家的軍事戰略的最高目標是保衛現有的耕地，因為耕地是生活之源，外部地理環境不適合耕作，中原地區的人們也不適應那里的氣候，也就沒有向北面沙漠、草原和西部高原地帶實施疆土擴張之必要。由于中國的東部屬于遼闊而呈開放性的太平洋之一段，并非類似歐、亞、非大陸板塊所環繞的地中海海岸線之一段，在風帆時代的日本列島長期處于落后和封閉狀況，無法形成對等而頻繁的文化交流，故而長期以來，中原農耕區域即不存在依賴海上商業貿易的需要，又無來自海上的外部威脅，因而也無向海上擴張的動力。南方亞熱帶環境雖然亦適于農業耕作，但中原農耕區域的人們不太適應那里的氣候和日常生活習慣，而且中原地大物博，區域的內部管理已經力不從心，所以也沒有繼續向南擴張的欲望。這些基本因素造成歷史上中國軍事戰略長期呈現防御性特征和傳統， 以及對外交往時的和平主義傾向。中國的長城是中華文明軍事防御性特征和傳統最典型例證。
三、 內戰重于外戰、善戰卻不好戰
中原農耕區域長期的生活實踐使人們形成一種牢固的“集體無意識”——統一的觀念。簡略分析一下，可能是封閉型大河流域農耕社會只有在統一的規劃下，才能產生最佳的工作效率和最佳的生活秩序以及最穩定的日常生活狀態。久而久之，統一的觀念成了中華群體歷史的“集體無意識”，影響并指導著人們的政治行為和社會管理的價值取向。 中原農耕區域日常生活的破壞性威脅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外部入侵，在古代主要是拜訪草原地帶游牧民族的入侵，二是內部動亂。這兩種危機有時單個出現，有時一并爆發。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中原農耕社會內部管理失調呈現周期性規律，這一現象大致分為天災人禍兩方面因素，由于這兩種因素出現的頻率極高，所以一方面社會內部始終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危機，另一方面當這種危機發展到極端時，戰爭成為唯一解決危機、恢復農耕生活正常秩序的有效途徑。考察歷史可以發現，內部危機出現的頻率要遠大于外部威脅而引起的危機，而且外部威脅尚有和親、納貢、稱臣、割地賠款的化解手段可用，而內部出現危機時，這些手段大都無效。最關鍵的問題是內戰直接影響到社會內部生活秩序的崩潰和重建，因此自古以來中國人往往更多地重視內戰。
中國社會因內部管理的周期性失衡，以及外部入侵威脅的頻繁，故時常處于戰爭狀態中，使人們經常經受戰爭的洗禮，從而獲得豐富的戰爭經驗。大河流域大型灌溉型農業治水社會依賴四個生存原則：嚴密組織、高度統一、金字塔組織結構、崇尚權威、崇尚服從，這四項生存原則同時又是戰爭運作的原則,而水利管理帶有預防性質，故而在本土防御性戰爭中，生存原則與作戰原則能夠保持一致，從而造就了善戰卻并不好戰的民族特征。
四、 陸權主義軍事傳統
從世界范圍來看，以海洋貿易構成經濟生活重要之部分的瀕海民族和國家為了保護海上交通線，重視海軍軍種，在軍事上往往形成海權主義傳統。最典型的是地中海周圍地區的歷史，雅典、迦太基、羅馬帝國、威尼斯、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海軍的強大與否往往決定國家盛衰。因此，海權主義可以看作西方文明在軍事領域的特征和傳統。
大陸國家和民族的經濟生活并不依賴海上貿易，著重于在內陸建立穩定的生產和流通體系，為保護和維持這種經濟體系，自然重視陸軍軍種，長此以往也就形成陸權主義軍事傳統。中國雖然地理上東南瀕臨大海，但幾千年來，經濟上并不依賴海上貿易，主要以土地耕作為營生，所以，自古以來形成了根深蒂固的陸權主義軍事傳統。中國農業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之上的儒家思想為主，東方儒家文明在軍事領域的特征同其它內陸農業文明一樣，奉行的是陸權主義。
二、西方軍事現代化的一般規律
分析中國軍事現代化過程存在的問題，辨析其中的得失，必須了解西方軍事現代化過程和其中的規律，提煉出軍事現代化的一般模式作為參照系。這樣才可能進行對比和評價。
歐洲社會包括其軍事力量從１４世紀崛起的關鍵要素是市場原則突破了君權和指令性社會管理結構，并凌駕于二者之上。 從１４世紀開始，歐洲社會出現了異變跡象，作為社會整合的兩個關鍵性要素——君權和指令性結構受到真正的挑戰，具體表現為以指令性原則為核心的社會行政管理體制，受到市場原則的真正挑戰。這一變革社會的關鍵性要素是由四個基本條件所導致：歐洲政治上的分裂、遠距離的商業貿易、１３００～１６００年形成的軍事——商業復合體的出現、以及敵視商業精神的基督教意識形態對市俗政治的軟弱無力四個基本條件。這四個基本條件促成市場原則成為歐洲社會的主宰。
在上述四個基本條件中，政治分裂是事情發生變化的邏輯起點。自從世界性民族大遷徙以來，日耳曼人推翻了羅馬帝國后，歐洲陷于混亂中，加之歐洲復雜的地理環境和民族成份的駁雜，造成歐洲社會政治的長期分裂。由于政治分裂，使得大多數國家和地區感到資源貧乏，不得不同較遠國家和地區進行貿易，因此長距離商業交往成為歐洲社會必須進行的事務。作為農村社會潛在分裂因素的少數商人和流動小販，為使這種必需的長距離商業活動得以進行，不得不武裝自己。如果沒有武裝護商，長距離貿易則無法進行。于是，社會上出現了不同于鄉村騎士的第二支武裝。這一現象的副產品之一就是歐洲中世紀商人具有尚武精神和商業精神相結合的特點，這一特點又同古希臘時代的地中海貿易傳統重新銜接。因此，商人階層渴望自由地獲得武器。進而成了全歐范圍內刺激武器不斷改良的長期動力源。
在１３００～１６００年間，一個被麥尼爾稱之為“軍事——商業復合體”社會雛形逐漸在以封建莊園經濟為主的歐洲開始形成。它源于北意大利，然后向低地國家和法國、西班牙擴散。在北意大利幾個商業中心（這幾個商業中心亦被認為是歐洲資本主義的最初萌芽）發生的軍事管理和社區管理的新現象，麥尼爾稱之為“戰爭業務的開辟” 。由于市民社會出現分化，以及這幾個新興商業城鎮被市場原則所支配，城市民兵制衰落，代表商業精神的契約形式的雇傭兵制開始出現，并由最初的短期混亂轉向長期穩定。
在歐洲社會向商業化轉型時期，意識形態的副作用沒有發生較大的阻礙作用。這點和中國儒家意識形態相比較十分明顯。基督教對商人階層和市場精神的敵視和儒家相似，而基督教的神學對高利貸的譴責比儒家說教更為嚴厲， 然而，基督教世界分裂為多個不同的政治結構，得不到市俗政治的有力支持，所以不能像儒家學說那樣，對社會施加強有力的影響，它對商人和市場精神的實際壓制遠遠比不上東方的儒家，盡管它比儒家學說更仇視市場精神和市場行為。而路德的宗教改革，使新教盡量適應社會轉型的要求。
上述條件使市場原則得以發生并進一步波及社會各個領域。當波及軍事領域時，一個最重要的、注定對歷史將產生深刻影響的現象發生了，即在西歐最活躍的商業經濟中心，市場行為和軍事行動構成了互動關系。市場與軍事開始相互作用，商業原則、商業勢力、商業態度開始逐漸支配軍事行動，軍事行動則是為了更好地貫徹市場原則。這在以前是少見的。從１５世紀開始，歐洲激烈的軍備競爭和戰略戰術高速發展，一直持續到我們這個時代，在本質上是１４世紀北意大利誕生的“軍事——商業復合體”的生長過程，是市場與軍事互動的結果。
接著，另一個重要的事實產生了，即市場原則首先在戰爭領域突破指令性原則，日列的軍火工業是個典型例子。１６世紀開始，列日成為歐洲重要的軍火中心，生產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大炮。西班牙和其它國家想占為己有，但每次占領都導致大炮生產癱瘓。每次軍隊撤出后又都恢復了正常生產。這一現象表明：只要工匠和資本家無需以西班牙或其他政府的法定價格（指令性價格）出售產品，自己定價出售，統治者才能得到維持統治所必需的物品。正因為統治者這一致命的弱點，列日人才能自己定價，即使是歐洲最有權勢的統治者也不得不按價付錢，否則一無所得。除列日之外，歐洲還有數十個類似的地方。
市場原則與指令性原則在軍事領域決出勝負后，一是在地理上向歐洲各地擴散，二是向社會各領域蔓延。在政治領域，財政限度成了最高權力，這種權力甚至凌駕于歐洲最強大的國王的君權之上，“王權神授”的教會觀念被挑戰。借助人類的戰爭事務，銀行家編織成一個信貸網絡，君王們也只能在其范圍內活動。
軍事業務和市場系統的結合在意大利米蘭、威尼斯、佛羅倫薩等幾個最早的歐洲商業城市，經歷了兩個不同的階段。通過雇傭軍頭目與城市行政官的訂立長期契約，一些雇傭軍頭目通過同化和篡權躋身于城市統治階層，這是第一階段。為避免雇傭軍政變以危害城市安全，城市雇主和越來越小的軍事單位訂立契約，戰時則有文職官員任命自己信得過的人擔任高級指揮官。這樣軍官們的前途取決與有任命權的文職官員，而不是所擁有的部眾。文職人員開始對武裝力量擁有控制權。一種新的戰爭體制在１５世紀末的波河流域出現了，它是根據財政和外交的分析計算，將手段和目的聯系起來的戰爭商業化體制，這是第二階段。這種體制很大程度上有利于雇主而非被雇者。軍事業務和市場系統結合的整個演變可以看作從自由市場到少數巨頭對市場的壟斷，即勒索者和搶劫者依靠無數地方性的“市場”交易來規定保護費用，發展到少數軍事大頭目和城市行政官制訂和撕毀契約。
軍事業務和市場系統結合的重要結果之一是武裝力量的商業——官僚化管理。從意大利傳播到低地國家、法國和西班牙。在１７世紀，這種組織戰爭的現代方法在德意志諸邦扎根，在瑞典、英國甚至俄羅斯也產生這種方法的變體。另一方面，市場原則控制社會的局面一旦形成，道德、法律、銀行信貸、關稅、技術專利權等方面都服從于市場競爭。對商業在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的西歐來說，軍事武器成了商業的保護神，武器是商品社會里最重要的商品，而市場競爭規律又對旨在追求低成本、高效率的科學技術發明，以及將這種發明轉換成軍事技術和武器更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條件。每次軍事技術和武器改進和發明必然導致軍隊裝備、訓練、編制、戰術、戰略以及軍事理論的變化和更新，從而造成軍事領域一次又一次的革命，近代以來，由于科學技術發明的頻率越來越高，導致軍事領域的革命也越來越快。
從１４世紀起，軍事——商業復合體在歐洲開始了不斷自我強化的循環，在這一循環過程中，軍事支持了政治、經濟的擴張。同時，擴張著的政治和經濟也支持著軍事擴張。這個社會生產領域本身的各種發明和同外界交流所引進的技術，統統卷入這種性質的循環中，促成這種循環發生進一步的質變，歐洲各國政府政治、軍事、外交完全淪為軍事——商業社會體制的工具。１８世紀中葉，隨著工業革命的開始，歐洲的戰爭商業化發展為戰爭工業化。軍事生產部門一直在資本主義從自由到壟斷過程中起著領頭羊的作用。到了１９世紀，歐洲軍隊的武器裝備，編制訓練和組織管理技術都明顯超越地球上的其他地區。
三，中國軍事現代化在文明傳統上的障礙
西方的歷史表明：以市場原則為核心的社會整合的成功，是歐洲軍事力量崛起的最根本的原因。如果到目前為止，歷史尚未提供第二種成功的途徑，那么不能否認，歐洲軍事發展道路是目前唯一成功的途徑。以此為參照來考察中國是十分必要的。
市場原則早在中國先秦時代就已出現，尤其在公元１０００年左右，中國的工業技術和武器裝備的變化比歐洲早數百年，這一切都是以中國社會本身的大規模商業化為基礎的。當時中國朝著市場調節的方向的迅速演變，在全世界起了改變均勢的作用，對于從日本海和南中國海到印度洋直至歐洲整個海域內興起的與市場相關的活動，起了決定性的推動作用，是中國人首先向世界提供了以大規模的市場經濟來調日常社會生活的生存模式。今天看來，提供這樣一種生存模式對世界歷史進程的意義遠遠超過了指南針、火藥和造紙術。中國的榜樣促使人類對這樣一個問題進行了長達千年的探索，即依靠價格以及個人或小團體（合伙經營或商社）的私利觀念來大規模地協調人們的活動，究竟能夠取得什么樣的成果？但中國人沒有意識到“使用金錢能比其他任何辦法都更有效地動員財力、物力和人力來進行戰爭或從事其他公共事業。必須創立新的管理方式和新的政治指導模式來調和軍事勢力和金錢勢力之間的初期對立；到后來，在這方面手法高明的社會——西歐就成了世界的主宰。” 可見雖然中國社會最早誕生了市場原則，但始終處于君權為核心的指令性社會管理結構的控制下，始終沒有突破君權和指令性結構，并凌駕于二者之上。這無疑是中華文明在近代遠遠落后于西方文明主要原因，也是近現代科學技術和軍事領域落后的根本原因。
市場原則沒能自發地成為對中國傳統社會進行重新整合的核心原則，這一歷史現象只要對照歐洲的歷史就會明白。與歐洲相反，自秦漢統一以來，中國社會出于長期政治統一的狀態下，統一的政治和行政管理使管轄區域內不存在西方性質的“長距離貿易”問題，因而也無武裝保護陸上、海上貿易線的問題，不存在西歐社會最早的“軍事——商業復合體”萌發的土壤。相反，由于北方草原民族的嚴重威脅，中央政府不得不統籌社會人力、物力以應付來自北方草原的長期威脅。由于內亂的隱患，中央政府不得不對社會各個方面實時嚴密的控制。這樣，指令性原則和指令性結構成了社會管理的必然選擇。
傳統的重農抑商是市場原則沒能成為主宰的另一個重要因素。農業文明的社會運作的基本條件是人與土地的緊密聯系。農業社會的政府管理目的就是保證這種緊密聯系。軍事和商業在本質上是對這種緊密關系的破壞，因而必須加以控制。這似乎成了一種歷史模式，２０世紀之前沒有那個朝代能夠擺脫這一模式。 中國古代社會占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則對這種商業控制給予了意識形態領域的支持。儒家對爭利性質的戰爭和商業精神的抨擊是市場原則受到壓抑重要因素。儒家強烈的反戰和貶商意識，反映特定時代社會合理運作的需要，自秦漢以后，政治統一成為中國社會的歷史共識，儒家意識借助政治權力，成為官方的意志，對社會和歷史產生了極大影響。雖然儒家對商業精神抨擊遠不如西方基督教來的猛烈，但事實上對商業的抑制作用遠遠超過基督教，在蔑視商業行為方面，形成官方意識形態和民眾心理的一致，
一旦市場原則受控于指令性結構，便走上一條與西歐迥然相異的道路，商業經濟在政府指令性管理的嚴密監視和任意擺布下艱難運作。中國商人不能隨意將利潤用于重新投資，政府對私人企業有優先購買權，并在必要時實行沒收性稅收，變私人企業為國營或干脆讓其破產。這樣，商業勢力無法成為一支強有力的社會力量，不可能成為培育科學、技術、教育、軍事、外交及其它社會領域一切現代化要素的母體。
對戰爭事務和一切與軍事有關的方面則控制更嚴。大一統的局面所必然采取的指令性社會管理結構使原始的農業社會的各種關系得到了強化，而這種社會關系的強化又反過來強化了指令性管理結構本身。這種社會只要不存在外部入侵的威脅，任何改良武器和提高軍事技術的努力都被看作是毫無意義的浪費！在國泰民安的太平盛世里,不可能出現類似日列那樣能夠制約君權的商業中心，商業也不可能同軍事力量合流，形成“商業——軍事復合體”社會雛形。中國封建社會極度缺乏刺激軍事技術進步的動力源，只有在受到大規模入侵威脅時，中央政府才會通過指令性動員，鼓勵軍事技術的發明，這種鼓勵同西方比較起來是單純的，沒有與之相適應的發達的專業化經濟、金融體制、生產部門、交通運輸、技術專利和相關的法律制度。一切與農業經濟無關的技術均不會得到重視。軍事技術始終建立在簡陋、停滯不前的農業技術基礎上， 軍事技術的進步缺乏長期的刺激源。又因恐懼內部叛亂而對不怎么高明的某些軍事技術采取嚴格的保密，一旦太平盛時來臨，發展軍事技術僅有的動力很快消失。
四、“單騎突進”——追求海權的主觀失誤
通過前面的分析，我們發現西方軍事現代化有以下幾個重要規律；一、軍事現代化并非是個單純軍事領域的轉型問題，不能脫離社會其它諸方面而單騎突進，而是由整個社會轉型帶動起來的，是整個社會轉型的一個方面。二、軍事現代化的完成必須以社會諸方面現代化的完成為前提。三、軍事現代化與社會其他方面的現代化構成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關系。四、軍事現代化的社會轉型模式是“軍事——農業體制”→“軍事——商業體制”→“軍事——工業體制”→ “軍事——高科技體制”。五、軍事現代化在國家戰略的理論和實踐上是從陸權主義走向海權主義。
按歐洲的模式，中國軍事現代化也應經歷歐洲三個具有清晰時間序列的演進階段。但是，由于傳統農業文明的過分成熟、以及外部壓力的巨大，使得聚變中的中國社會來不及像歐洲那樣，在沒有經過一個從容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成熟期的情形下，幾乎是直接地向工業化急速邁進。或者說，近現代中國社會的商業化和工業化是同時進行的。 因此，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軍事現代過程中也就明顯地省略或超越了“軍事——商業體制”階段，一開始就出現從傳統的“軍事——農業體制”直接向“軍事——工業體制”轉型的特殊現象。這顯然大大加重了轉型的難度。
現在看來，由于工業革命后的西方文明同古老的中華農業文明在19世紀中葉發生激烈碰撞，中國遭到有史以來外部世界最嚴峻的挑戰。這樣，歷史給中國軍事現代化所規定的客觀任務是在社會總體上完成從“軍事——農業體制”向“軍事——工業體制”的轉型。在具體軍事領域則要完成從傳統陸權主義向現代海權主義過渡。據此，我們不得不遺憾地認為，雖然中國軍事現代化取得了不小的成績，但以20世紀強國的標準來衡量，總體上是失敗的。事實上，一百多年來中國軍事現代化可歸結為兩句話；從陸權走向海權，從海權退回陸權。
一、從陸權走向海權
從地中海文明的軍事傳統中，我們總結出一條規律：當海上貿易成為社會經濟重要部分時，也就同時成為海軍軍種發展的原動力，這也是海權主義的基礎。如前所述，自古以來，海上貿易從未構成中國社會經濟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長期缺乏發展海軍軍種的原動力，也沒有產生海權思想的物質基礎，雖然在軍事技術層面上不乏成熟的海上作戰的軍事技巧。中國社會因維護農耕生活秩序的需要自然而然地注重陸軍建設，這是陸權主義思想產生的根源。從經濟學角度看，海軍是海上貿易國家維持生存所必要的成本投入，同樣，陸軍則是農業國家維持生存時必要的成本投入。
中國陸權主義軍事傳統第一次受到西方海權挑戰是1840年的鴉片戰爭， 鴉片戰爭究其沖突的社會性質而言，是西方前“軍事——工業體制”與中國古老的“軍事——農業體制”的沖突和較量。通過這場戰爭，我們得出“師夷之長以制夷” 的認識。雖然這一認識比起將西方的科技視作“奇技淫巧”有所進步，但根本上仍是錯誤的。因為這種觀點所追求的是軍事技術上達到西方的水準，社會其他方面則保持不變，以此來解決中國所面臨的外部危機。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前夕，清王朝按此思路在海軍建設方面采用單騎突進方式，總算擁有了一支龐大的現代化海軍。西方文明的主要傳統之一是海軍決定國家命運。北洋海軍在中國歷史上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它的誕生畢竟標志著我們在軍事理念上，從傳統陸權走向了現代海權。這就標志著我們至少在軍事領域被卷入西方文明的潮流。
但在總體上，北洋海軍一開始就注定了失敗的命運。西方歷史表明，軍事現代化的關鍵是市場原則凌駕于指令性原則之上而成為社會整合之核心原則，同時，軍事現代化是社會全方位轉型的自然的結果。而清王朝出于統治階層自身利益的考慮和盲目的戀古情結，只是希望在盡可能不觸動傳統社會的前提下，建立一支現代化的軍事力量——海軍來維護國家安全。這就使得北洋海軍先天地帶上了無法克服的缺陷。西方歷史表明，軍事現代化的關鍵是市場原則凌駕于指令性原則之上而成為社會整合之核心原則，同時，軍事現代化是社會全方位轉型的自然的結果。承擔社會轉型使命的階層是醞釀了數百年而培育起來的資產階級，這一階層的利益已與舊的社會結構脫鉤，而同新的社會結構緊密相連，因而具有同舊的社會體制徹底決裂的基本條件。而晚清政治精英階層屬于傳統社會的貴族階層，其利益與傳統社會結構緊密相連，而與現代社會結構無緣。傳統社會向現代轉型勢必打破舊的社會結構，這也是軍事現代化的必然要求，這就同晚清政治精英階層的利益發生根本沖突，并使政治精英階層產生“角色沖突”。晚清的悲劇性矛盾在于：歷史尚來不及造就出真正能夠擔負社會轉型使命的精英階層（新的精英階層需要一定時間的培育），只能將社會轉型的使命交付于這一使命的天敵、本該退出歷史舞臺的人們。晚清社會變革和軍事變革在政治精英們的‘角色沖突’的尷尬情形中，尋找著一條既能維持舊的社會結構，又能實現軍事現代化的一廂情愿卻又行不通的平衡之路，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又為其進行理論張本。這樣，西方以社會全方位轉型為前提的軍事現代化在中國蛻變為在傳統社會結構中建立現代軍事系統，軍事現代化置社會整體轉型于不顧，以“單騎突進”的錯誤方式進行運作成為必然的選擇。然而，傳統社會結構內是不可能產生出真正的現代化軍事系統，由此可見，以北洋海軍為標志的中國軍事現代化在起步時就已誤入歧途，并注定了失敗的命運。
首先，北洋海軍建設不以整個社會的現代化轉型為依托，而“單騎突進”的做法雖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作為，比如鐵甲艦代替了木帆船。但從長遠看，軍事現代化必將失去其它社會系統的支撐，其發展定是畸形的、極其緩慢的，最終經不起強有力的碰撞。 清王朝與北洋海軍是歷史上真正的奇觀之一，其性質是把一根生機勃勃的綠枝嫁接在即將枯萎的老樹上，嫁接者的愿望是如此地荒唐，想以此來挽救老樹的生命，結果是老樹和綠枝一塊完蛋。
其次，清王朝不僅在社會轉型和軍事現代化關系的處理上，陷入“單騎突進”的誤區，而且在純粹的軍事領域也采取“單騎突進”的做法，棄陸軍于不顧，一頭撲在海軍上。其思路是只要有一支強大的海軍把外部威脅擋在海上，就萬事大吉，至于陸軍現代化并不重要，而日本從１８７１年９月設立陸軍部和海軍部起，陸軍和海軍的現代化同時起步， 兩國軍事改革觀念和實踐的差異在２４年后終于見分曉。甲午戰端開啟，日本陸軍連連得手，直到陸上威脅北洋海軍基地的趨勢已十分明顯，清政府方才感覺不妙，在外國顧問漢納根的建議下，才匆忙下了建立新式陸軍的決定。 但臨時抱佛腳，為時晚矣。事實上，正是在日本海軍和陸軍的協同下，北洋海軍才被全殲的。可以毫不夸張的說，北洋海軍的全軍覆沒，現代化方面搶先一步的日本陸軍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如果沒有日本陸軍在陸上協同作戰，單就海軍之間對抗的話，日本海軍不可能全殲整個北洋艦隊和占領威海衛、旅順基地。這樣一個通過簡單邏輯推理和沙盤演習就能得出的結局，卻要付出海軍覆沒、中國喪失一百多年的西太平洋制海權的“學費”才能明白，簡直豈有此理！這種惡果若要究其根本，完全是清王朝既得利益集團為自己一己之利，在軍事現代化問題上陷入雙重“單騎突進”的誤區所致。由此反映出清王朝的軍事現代化建設是多么被動和愚蠢。也許正應驗西方哲人的那句格言：貓頭鷹總是在黃昏時刻起飛，就在日本新式陸軍配合其海軍即將全殲北洋海軍這么一個凄涼悲慘時刻，中國陸軍現代化終于起步。
再次，從生存方式和經濟生活而論，北洋海軍缺乏一種來自生存狀態的動力源。不像西方那樣，以海洋貿易經濟作為生活背景，因而海軍軍種可視為現實生活的邏輯展開。在經濟運作上，西方海軍是商業、殖民運動必要和有效的成本投入，并同商業利潤形成良性互動。由于社會沒有從農業向商業貿易型轉型，北洋海軍的生存背景是農耕社會，海軍與社會經濟方面形不成良性互動，在經濟上只能成為農業社會的沉重負擔，不能帶來直接的利益， 遂使依賴于小農經濟的傳統社會與現代海軍之間構成相互排斥、互為累贅的關系。必須指出的是：這一深層因素對中國海軍建設形成長期的鉗制，并非僅對晚清政府而言。
如果清王朝正確地認識到軍事現代化僅僅是整個社會全方位現代化轉型之一部分，并且按照這種認識去行事的話，尚存在難以克服的障礙。因為東西方文明遲至19世紀才倉促發生全面碰撞，歷史沒有向中國提供幾百年的“軍事——商業體制”的醞釀期，清王朝所要完成的任務是直接從傳統的“軍事——農業體制”向“軍事——工業體制”轉型，這種跳躍式的發展本身難度極大，史無前例，充滿了不可預測的風險。事實上，清王朝未必沒有意識到軍事現代化與整個社會變革的癥結所在，而是不愿意按正確的認識去行事， 在歷史上，當民族利益與統治階層的利益集團的利益發生沖突時，統治集團總是想在絕對確保自身利益的前提下進行社會變革，在這種主觀意愿引導下，統治階層往往為了自身利益而犧牲民族利益。舊制度領導下的社會轉型往往顯得緩慢異常、長時間呈現為一鍋“夾生飯”狀態。當改革的范圍、速度不能滿足社會起碼的要求時，舊制度作為社會轉型最大障礙的事實則日益凸現，以致將之鏟除成為社會的共識，這時，政治危機便隨之降臨，現代化轉型將被迫采取災難性的政治革命甚至軍事沖突作為手段， 事情演變至此，雖然符合歷史之必然，但卻極大地增加現代化轉型的成本，國家和民族也將為之付出慘重的代價
近鄰日本的軍事現代化之所以在極短的時間內獲得成功，根本原因就在于一開始便意識社會全方位變革是軍事現代化的根本保證。在１８５３年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培理闖入江戶灣后的第二年，毅然決定開國并迅速地作了“脫亞入歐”選擇， 而不像中國那樣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書呆子式的迂腐爭執中作出錯誤選擇，從而一開始就避免了“中國特色”的“單騎突進”式的軍事現代化陷阱。除了政治體制形式上保留“天皇制”，進行從政治、經濟、軍事、教育、金融、法律等社會全方位的轉型。由于日本的思想家、政治家們一開始便意識國家現代化是社會全方位、各層面的變革，不像中國當時的部分思想家和政治家那樣迂腐地在傳統與現代化之間追求一廂情愿的平衡，從而使日本迅速越過政治改革的沼澤地，沒有像中國這樣在政治理想、制度選擇上付出長期的、巨大的代價。事實表明，耗時過久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制度的選擇最終是以中國軍事現代化的嚴重滯后為代價的。
二、從海權退回陸權
北洋海軍全軍覆沒標志著中國在西太平洋、近海、鄰海制海權的徹底喪失，標志著中國走向現代海權國家嘗試的失敗。也就注定了在同日本這個最兇惡的敵人對壘中，中國處于絕對不利的地位。1895年，中日簽署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 甲午戰爭以中國的慘敗而告終。但戰爭的失敗引發了中國長達半個世紀的政治動蕩，以及這種動蕩帶來的長期內戰和日本軍事入侵。透過表面紛呈復雜的社會萬象，甲午戰爭后的半個世紀里，中國現代化轉型要解決的、并且實際上想解決的是兩個問題：一，嚴重滯后的政治制度與現代化要求的完全不適應；二，尋找最理想的適應國家現代化的政治制度。前者導致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后者導致了各派政治勢力的角逐，并發展到以國民黨和共產黨為主線的長期內戰。國內政治斗爭的需要，造成甲午戰爭后中國的人力、物力、財力等資源在軍事上幾乎全部投入在陸軍方面，無法重建現代化海軍，更無法跟上時代的節奏，建設決定陸戰和海戰勝負的制空權所必需的空軍。另外，建設一支類似北洋艦隊規模的海軍決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對于取清王朝而代之的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來說，無論為對付國內對手還是外部威脅，只能放棄對海權的追求，把有限的資源投入陸軍現代化建設。對外軍事戰略考慮上，一旦發生外部入侵，只能放棄海上交戰，退守大陸。以常規戰爭水準看，中國這種不利的對外軍事態勢，延續了相當長的時日，至今無多大改變，因此，甲午戰爭后，中國軍事現代化的努力可以說是從爭取海權轉向確保陸權，從海上重新退回陸地，徹底放棄了對海權.的追求。
作為軍事現代化的重要標志，必須有一支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確保國家基本利益的現代化海軍，應該承擔起三項戰略任務，首先能夠協同陸軍確保沿海地區不受外敵入侵，其次能夠控制近海包括屬于領土范圍內的諸島嶼，第三是具有遠洋作戰能力，能夠在必要時，對涉及國家重大經濟利益的特定的遠海區域實施控制，并具有在全面戰爭期間與對手進行爭奪制海權的能力。然而在20世紀的重大戰爭中，中國海軍不具備完成上述任務中任何一項的能力。1937年抗戰爆發，日本海軍完全掌握著制海權，可以在中國任何一個沿海地點實施戰略性登陸。為徹底封鎖中國，日本海軍甚至可以實施海上大迂回，攻占緬甸的仰光，切斷了中國從海上爭取外援的最后一條通道。相比之下，中國海軍既不能配合陸軍阻止對手在沿海任何一個地區的登陸，更談不上與日本進行一場海上會戰以來爭奪制海權。抗戰初期，世界軍事技術和戰術已經發展到以制空權來完成雕制海權的爭奪，中國的弱勢海軍又沒有空軍協同和掩護，只能退守內河協助岸防作戰，接著要考慮的事情是軍艦自沉江底，一來可以封鎖航道，二來避免成為日本海軍的戰利品。抗戰時期的中國海軍連甲午海戰的水準都遠沒有達到。另一典型例子是朝鮮戰爭爆發時，美國第七艦隊往臺灣海峽一橫，大陸僅竟然50年過不去。直到20世紀結束前夕，隨著改革開放的到來，海權意識在國人中日益重視，海軍建設才有些起色。當與世界軍事強國對抗時，中國海軍縱能勉強執行第一任務，但后兩項任務尚難以承擔。很明顯，清王朝時代喪失制海權的苦果，先由國民政府、后由新中國政府一直品嘗到今天。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清王朝在社會轉型起步時主觀上奉行“單騎突進”原則是這一國防后遺癥的主要原因。總而言之，就傳統陸權向現代海權的轉型而論，居然在整整一百年里都沒有完成，中國軍事現代化就算不是失敗，也是不成功的。
五、陸軍現代化的滯后及后果
自袁世凱創建新式陸軍以來，中國陸軍現代化建設基本上是以歐洲國家為參照系的。這是因為歐洲國家較早地進入現代化工業社會，而工業化社會代表著19、20世紀的歷史方向，建立在工業化社會基礎上的軍事力量要比以前任何一種社會的軍事力量更有威力。由于中國工業現代化起步較晚，并且是歐洲工業現代化模式的移植，這就決定了陸軍和其他軍種、兵種一樣，不可避免地效仿歐洲國家，并且同世界先進國家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由于清王朝的反應遲鈍、舉措失當，更是加大了這種差距，從而使中國在近半個世紀里，在對抗外部威脅的戰爭中反映出致命的后果。這種后果在抗日戰爭和朝鮮戰爭中充分暴露了出來。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工商業最發達的華東沿海和華中平原地區理應是維持作戰能力最重要的地區，但中國科學技術和重工業的落后，導致中國國防力量在軍事技術方面嚴重落后，中國即沒有制海權，也沒有制空權，陸軍基本裝備是步槍和輕、重機槍加迫擊炮和少量山炮，沒有坦克和重型火炮。 雖然中國軍隊在愛國主義情緒激勵下英勇作戰，在士氣上絲毫不亞于用“武士道精神”武裝起來的日本軍隊，但日本軍隊憑借戰略、戰術制空權的優勢，以及地面坦克、重型武器上的壓倒優勢， 在華東、華中、華北方面的幾次會戰中取得勝利，中國軍隊被迫放棄對維持戰爭最重要、卻毫無地形、植被掩護的平原地帶和重要沿海城市，退守中國腹地的山區和平原交錯地帶，與入侵者形成戰略僵持。造成這一僵持局面的戰術原因是日本侵略軍的空軍、陸軍重型武器的使用受到山岳叢林地形的嚴重限制，只能使用步槍、輕重機槍、迫擊炮和小型野戰炮，其地面火力強度已與中國軍隊水平相差不大，而當時中國軍工企業在輕武器方面的產量和質量完全能夠滿足戰爭的需求。 中國抗戰的戰略是“以空間換取時間”，而放棄相當幅度的無地形掩護的空間，爭取到相對的戰術火力平衡，是得以成功實施這一戰略的主要前提條件。
然而，這一正確戰略的實施，所付的沉重代價之一是放棄廣大的平原地區和重要的沿海城市，許多公道的工礦企業的內遷雖然大大減少了損失，保存了維持作戰的能力，但國土淪喪的代價仍然是巨大的。這些本該立即放棄的地區若不經戰斗就放棄，對國民士氣、國際輿論、爭取國際支援甚至國內政治穩定都有極大的副作用，因此明知在這些地區作戰會吃大虧，但也必須硬著頭皮展開主力會戰，以適應非軍事方面的需要。例如，八一三凇滬抗戰就是顧忌正在比利時召開的九國公約會議和上海經濟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不宜過早放棄，在明知該作戰地域有利于日軍海、陸、空優勢發揮，不宜堅受的情況下仍苦苦死撐到最后潰敗。 現在許多學者都埋怨抗戰初期中國軍隊在不利的地形條件下同日軍展開多次主力會戰，這種看法未必妥當。其實，我們從抗日戰爭中應該得出的教訓不是這種埋怨，而是：如果一個國家的軍事現代化滯后，將導致無法實施正確的軍事戰略，而被迫采取從純軍事角度看來不太明智的作戰方針，并因此而遭受重大損失。
抗戰初期，充滿愛國主義精神的中國軍隊和充滿“武士道精神”的日本軍隊在士氣上平分秋色，中國方面還占有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但終因國家科學技術和重工業的落后，導致軍事裝備的巨大差距，天時、地利、人和顯然遠遠不足以彌補這一懸殊的差距，因而戰場上連遭敗績，丟掉半壁河山。 抗日戰爭另一條被人忽略的經驗是：一旦中國軍隊擁有先進的軍事裝備，就能取得較好的戰績。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１５日，日軍為開辟華南戰場在廣西欽州灣登陸，繼而攻占南寧，企圖切斷國際交通線。中國軍隊在反擊中投入裝備精良、新組建的機械化第５軍，在戰車、重炮、飛機的配合協同下，取得飲譽中外的“昆侖關大捷”。
１９４２年４月，中國遠征軍進入緬甸作戰，起初中美兩國商定，美國出動第１３航空隊，對中國地面作戰部隊實施掩護。由于北非戰場德國隆美爾軍團逼近埃及，英軍面臨崩潰，美國根據歐洲戰場和亞洲戰場的戰略指導方針“先歐后亞”，遂將用于掩護中國遠征軍的第１３航空隊調往北非。在沒有戰場制空權的情形下，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一開始就陷入被動，最后遭到重創， 一路退回云南，一路退往印度。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入緬作戰失利固然還有其它原因：如英軍協作不利，消極避戰；緬甸境內多山，中國軍隊主力杜聿明指揮的機械化第５軍難以發揮優勢；史迪威指揮失當等等。但是沒有制空權是其主要因素。１９４３年１０月，得到美式裝備的中國駐印軍第二次入緬作戰，在美國空軍的支援下，取得輝煌的戰績。過去日本一個大隊對付中國一個師綽綽有余，然而，中國駐印軍在攻克于邦的戰斗中，以對等兵力。即用一個團將日軍１８師團一個精銳大隊擊潰，日軍大本營為之震驚。 這里的關鍵是中國軍隊得到了更好的裝備，并擁有絕對制空權，而日本侵略軍地面部隊的裝備已略遜一籌，而且已喪失緬甸戰場的制空權，故而屢戰屢敗。 很明顯，同樣是斗志旺盛、裝備良好的中國軍隊，能否掌握戰場制空權是其勝負的關鍵。日本軍隊也是如此。
在朝鮮戰爭中，中國軍隊又面臨抗日戰爭入緬作戰的老問題，不享有戰場制空權，這個問題曾一度使中國在出兵問題上顯得猶豫。 這一事實造成中國軍隊在入朝作戰初期“五次戰役”中，后勤保障不繼、一切軍事行動只能在夜間進行、喪失許多次良機和勝利、并導致局部失利的主要原因。 中國統帥部初期以國內戰爭經驗為依據，戰役計劃往往以殲滅對方數個師為作戰目標，結果通常是連殲滅美軍一個團都無法做到。 主要原因是沒有戰場制空權和地面火力強度不夠，美軍一個團的炮火配置比中國一個軍都強。中國軍隊因裝備劣勢，后勤保障困難，攻勢只能持續一周，從而喪失許多良機。 朝鮮戰爭中，蘇聯提供了有限的空中掩護，在后方交通線上空建立了一條“米格走廊”，并且幫助新中國建立了一支可觀的空軍， 盡管這樣，美軍仍然占據空中優勢。此外，由于美軍完全掌握著制海權，隨時可在中朝軍隊后方任意一點實施登陸，這就迫使中朝方面沿半島北部東西海岸線部署重兵，時刻提防側后登陸，這就必然削弱了正面作戰的兵力。
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３１日中國軍隊發起第三次戰役，“被云吞般大軍所吞沒的聯合國軍立即吃了個美國陸軍有史以來的敗仗，不得不一下子撤退到三八線以南。” 美國政府震驚之下已經打算放棄朝鮮半島，退守日本。１９５１年１月初，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給“聯合國軍”司令麥克阿瑟的指令中說：“如果根據你的明確判斷，為了避免人力和物力的巨大損失，你們必須撤退的話，那時你就可以將部隊從朝鮮撤到日本” 美軍雖然遭受慘敗。處境岌岌可危，但仍然掌握著制空權，并將中國軍隊原有的６００輛運輸卡車摧毀三分之二，前方亟需補充的糧秣、彈藥、后續部隊等無法前輸，因而痛失戰機。如果此戰的后勤供應能夠得到保障，而不是通過無濟于事的原始的人力畜力來進行，則可乘勝于撤退之敵以毀滅性打擊。其結果必然迫使對手撤出朝鮮半島，退守日本。
１９５１年２月，中國軍隊勉強發動第四次戰役，因后勤補給不濟而受挫。原因是“置身于聯合國空軍不間斷地攻擊之下，使得原來就脆弱的中國軍隊的后勤供應能力不能跟隨作戰進行補給，因而只能靠各個士兵所背著的補給品來發起進攻，當受阻于難以想象的強大火力壁壘之前喪失了突擊能力，就在不能擴大戰果的情況之下將補給品消耗殆盡，從而就喪失了攻擊能力。” “聯合國軍”則通過固守砥平里的戰斗，摸清了中國軍隊的弱點。砥平里一戰成了美軍在朝鮮戰場上心理上和軍事勢態上的轉折點，從而使其下了在朝鮮繼續作戰的決心。因此，毫不夸張地說，因為軍事現代化程度沒有達到起碼的要求，以極其原始的后勤供應勉強支撐前線作戰，中國軍隊失去一次將“聯合國軍”完全逐出朝鮮半島的決定性勝利。 中國在朝鮮戰爭中，又一次品嘗了清末以來軍事現代化滯后所帶來的嚴重后果。
五、中國軍事現代化過程的一些現象和問題
一、內戰——軍事現代化的阻力
中國歷史反復出現的現象是通過戰爭暴力實施改朝換代，軍事力量是實施政治理想、意志、要求的直接保障，也是傳統政治運作的規律之一。“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在人們政治文化意識中根深蒂固，而傳統中國社會方方面面對現代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運作也存在著嚴重制約，因此從清王朝的“戊戌變法”開始，當兩種不同的政治運作方式進行磨合時，實際政治運作總是被傳統的政治規律所支配。政治差異總是發展成軍事斗爭。摒棄一切歷史細節，從理論上講：由于歷史賦予中國現代化的任務是從傳統農業社會直接進入現代工業社會，因此也就把戰爭暴力改變政治狀態的傳統帶入現代化轉型過程中，并由此產生極大的負面作用。在政治運作中，成熟的西方民主政治體制、意識、價值觀要么被“槍桿子里面出政權”所利用、要么成為它的裝飾品而被愚弄。
由于傳統的軍事與政治變革關系進入中國現代化進程，導致中國進入這樣一個怪圈而長期不能自拔：要成為軍事現代化強國，就必須建立政治上統一的國家，通過國家權力統一地、合理地運用人、才、物資源。但代表社會不同利益集團的政治派別都有自己的政治理想、政治統一方案，任何一種方案的確立又必須通過長期的、大規模軍事斗爭來解決，這種為創造國家富強的前提所必需的軍事斗爭本身就是一種嚴重摧毀國力、且導致國家武裝力量在整體上更趨衰落的做法。
現代戰爭的勝負取決于制空權，以中國空軍為例，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空軍對未來戰爭的決定性作用已經十分明顯，１９１３年春，袁世凱采納軍事顧問白理蘇的建議，創辦了中國第一所航空學校——南苑航空學校。為建設空軍培養人才，１９２４年第二次直奉戰爭，直軍失敗后，航空署和南苑航空學校均被奉系軍閥張作霖取消。該航校慘淡經營十五年，僅培養了四期航空人才，其他毫無成就，也沒有建立起空軍部隊。 軍閥混戰期間，云南唐繼堯創辦云南航空學校，廣西李宗仁、白崇禧，四川劉湘、劉文輝，東北張作霖等政治軍事集團對為問鼎中原而建立起空軍，１９２５年廣東的國民革命政府在蘇聯幫助下也建立了空軍。但因戰火連年，消耗巨大，一省一地之財力難以承受空軍建設，所以內戰雖然有刺激中國空軍較早誕生，但卻始終處于幼稚狀態，而不能正常發育健全，即使是這些支離破碎的空軍，實際作用也是打打內戰而已。到了抗戰爆發，中國空軍只是這些“地方空軍”七拼八湊的組合，無法與日本空軍相抗衡。 至于自己的飛機制造業更談不上，那是五十年代中期才具備。
為汲取中國軍事現代化曾陷于這種可悲的惡性循環的教訓，有必要詳細分析內戰對軍事現代化的負面作用。
政治統一的國家都具有外部“假想敵”的強烈意識，并根據國際先進軍事技術發展趨勢來規劃國家武裝力量發展戰略，瞄準國際最先進的武器裝備來制定國家軍事技術發展計劃、進行軍事預算、規劃軍工企業發展并配置以相關的重工業發展體系。但內戰時期，各政治軍事集團的軍事規劃不可能產生外部“假想敵”意識，因而他們所有的軍事規劃僅僅以戰勝國內對手為最終目的。這就造成關系國防戰略的先進武器的研制和生產所必需人才、資金、技術都無法形成有效的協作攻關，各自為政的政治軍事集團所掌握的有限資源僅能研制和生產陸軍輕武器裝備，而對國防具有重要意義的飛機、坦克、重炮幾乎沒有研制和生產能力。最令人痛惜的是內戰中所有的人力、物力、財力和研制生產的武器都在內戰中自相消耗。內戰極大地妨礙中國軍事現代化建設， 這種惡性循環直到１９４９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才結束。
二、朝鮮戰爭、國民黨盤踞臺灣和“反右”、“文革”等“左傾意識”對中國軍事現代化的影響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除臺灣省外，國家重新實現政治統一。軍事現代化有了最可靠的前提條件。但是，軍事現代化的前提不等于軍事現代化本身！由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場政治理想指導下的社會變革實驗，同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存在意識形態上的嚴重對立。這種情況導致中美關系在關鍵的１９４９年７月至９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前夕，由于美國政府迫于院外反共勢力的壓力，拒絕采取現實的態度對待即將成立的新中國，阻止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北上與中共領導人接觸，遂使中國決定在外交上采取“一邊倒”政策，加入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１９５０年６月，蘇聯同北朝鮮領導人在沒有征求中國領導人同意的情況下，發動統一朝鮮半島的戰爭，美國反應強烈。一面出兵干預，一面派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阻止大陸統一。不久美軍實施仁川登陸，北朝鮮兵敗如山倒，美軍越過“三八線”直逼中朝邊境鴨綠江。中國為維護國家安全，在警告無效的情況下被迫出兵，被動地卷入朝鮮戰爭。至此中美關系徹底破裂。以后美國利用其國際影響，對中國采取長期經濟封鎖，致使中國長期不能利用西方先進技術。１９６０年代，中蘇關系破裂，蘇聯停止向中國技術援助。這些因新中國缺乏外交經驗而造成的不利因素嚴重妨礙了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管理經驗和資金的引進。“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雖然是當時唯一正確的途徑，但也是出于無奈的被迫選擇。在這種嚴峻形勢下，雖然搞出了核武器、導彈、人造衛星，但對中國軍事現代化總體發展產生了長期的副作用。
朝鮮戰爭的另一個嚴重后果是美國阻止了中國的統一，國民黨殘余勢力在臺灣獲得喘息的機會，大陸被鎮壓的舊勢力階層對臺灣國民黨抱有一線希望，對新中國政權形成極大威脅， 加上后來蘇聯的入侵威脅，造成新中國在戰爭準備與和平建設之間處于兩難困境。 另外，一個國家的現代化建設主要依靠各種掌握現代人文、自然科學技術的知識分子階層，由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屬于暴力方式的階級斗爭，解放后很長一個時期內，中國知識分子在階級屬性上被劃入資產階級，在階級歸屬上屬于盤踞臺灣的代表中國地主、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政權，因而長期受到歧視和不被信任。 除了極個別直接參與尖端軍工建設的科技人才得到尊重外， 大批優秀的人文、自然科學人才在“反右”、“文革”中遭到迫害。直到１９８０年代后，鄧小平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后，才改變知識分子政策。對知識分子的敵意和長期歧視知識階層的政策對中國現代化和軍事現代化造成的損失雖然無法以準確的數字統計方式來計算，但其副作用無疑是巨大的。
盡管新中國對直接參與國防建設的極少數從事理工專業的知識分子網開一面，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給予特殊的待遇，例如從事核武器和彈道導彈研究的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和二機部在饑荒嚴重時還能保證豬肉、水果、蔬菜、豆制品供應， 但這種區別對待知識份子的做法還是反映了８０年代以前的中國決策層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也沒有完全擺脫軍事現代化可以“單騎突進”的陳舊觀念。這種對知識分子放棄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做法不失為應付眼前危機的有效措施，但對軍事現代化長期建設而言是一種極大的失策。
由于追求革命的徹底性，對西方國家除了了武器之外，視一切政治、經濟、軍事、教育等領域的知識為洪水猛獸，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展開，國家出現了一個普遍糟糕現象：每次都將“正確的政治”同社會各個領域包括軍事領域的正常工作人為地構成所謂“紅與專”相互否定的矛盾。政治上的權力斗爭也往往以這種方式展開。１９５８年，軍內的“反教條主義”就是在防止“匈牙利事件”和張國燾式的分裂借口下，把劉伯承元帥主持下的軍隊正規化、現代化建設視為“資產階級建軍路線”，進行了全盤否定。 １９６５年的大比武也遭到清算。聶榮臻元帥原打算集中全國的科研力量，建立十八個國防科學研究院，才建了幾個，文革便開始，被“四人幫”冠以“大科研主義”而遭到批判，最后不了了之。
“文革”對中國軍事現代化的嚴重阻力是不言而喻的，僅舉決定現代戰爭勝負的關鍵性軍種空軍為例，“文化大革命”期間，生產出來的幾百架飛機因質量問題出不了廠。已經交付空軍使用的一些飛機質量存在嚴重問題。如殲—6Ⅲ飛機的進氣道鉚釘脫落。縱向操縱過靈；強—5飛機的瞄準具質量不過關，鉚釘松動，導線焊接不牢；直—5飛機的旋翼大梁內壁加強肋裂紋，主減速器齒輪折斷等等。導致空軍后來發生多起嚴重事故，震動國家高層領導。
七、與世界軍事現代化進程的差距
眾所周知，２０世紀３０年代以德國為首的世界軍事革命的標志是建立在坦克、飛機兩種武器基礎上、空軍與地面機械部隊的協同作戰。這種２０世紀標準的正規作戰樣式的生產力標志是鋼鐵、化學為主的重工業、無線電技術、特種金屬冶煉、加工工業等。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期，飛機和坦克就出現在歐洲戰場。２０年代初，英國人富勒、利德爾·哈特、法國人埃蒂安納相繼提出了機械化戰爭觀念，并預言下一場戰爭的樣式是空、地協同的機械化戰爭。同時，意大利的杜黑、美國的米歇爾提出了制空權理論。英國于１９３３年組建了世界上第一個坦克旅 德國最早將這一思想進行實踐，于１９３５年10月組建了三個坦克師。 法國在１９４０年１月成立了裝甲坦克師，蘇聯在１９３３年組建機械化軍，美國是在１９４０年７月成立坦克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空中打擊配合地面坦克集群沖擊是歐洲主戰場的常規作戰樣式。而中國軍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隨后的國共內戰中，武器裝備和作戰水準基本上還處于歐洲１９１８年左右的水準。
２０年代初期，上海商務印書館的《東方雜志》就詳細介紹過西方的機械化戰爭思想，可見當時中國人在引進介紹西方新軍事觀念上并不落后，但國家科學技術和重工業的落后，機械化部隊所使用的坦克、重炮、高射炮、卡車、摩托車、舟橋器材、無線電通訊器材都不能自行制造。中國軍事領域的有識之士只能紙上談兵，做無米之炊。在日本入侵的情況下，中國于１９３８年組建了第一個能夠實施戰略任務的坦克師， 同年擴建為機械化軍，后來加入中國遠征軍序列入緬作戰。在內戰中，這個機械化軍在淮海戰役中全軍覆沒。直到新中國成立后的1955年3月，中國軍隊機械化部隊才重新發展到能夠執行戰略任務的師一級規模。 中國雖然較早地成立了機械化坦克部隊，但同歐美國家的根本差距在于：歐美國家都有自己的先進武器制造業，飛機、坦克、重炮都依靠本國自行設計制造，而中國機械化部隊重武器裝備都依賴進口，用歐美國家和蘇聯貨七拼八湊起來的，空軍和微不足道的海軍亦如此。
這種情形直到１９４９年，全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才逐漸改觀。新中國成立后的年代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軍事現代化進展最快。成效最大的時期，雖然期間有反右、文革的嚴重干擾，但畢竟實現了飛機、重炮、坦克、小型軍艦及常規重武器的自行設計和生產，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常規武器和包括核武器在內的非常規武器的軍工體系和相關的科研體系及重工業體系。原因是大陸能夠在相對和平的環境下，以國際武器發展水平為參照，對國防建設進行人力、物力、財力的統一規劃。
但從橫向比較而言，由于現代化起步的較晚、加之近半個世紀的內戰、外部入侵、以及新中國初建時內政外交經驗不足，被動地卷入朝鮮戰爭，加之大躍進、反右、文革、等等原因，軍事現代化程度與西方國家相比，差距仍然是比較大的。我們以２０世紀軍事領域一些重要事件為參照，作一比較是很有必要的。
法國在１９１６凡爾登會戰時，就大量使用汽車運載軍隊。１９１６年，英國人發明坦克并于當年使用于松姆河會戰。蘇聯軍隊在１９３３年、德國在１９３５年就舉行了軍級規模的機械化戰爭與空軍協同作戰演習。德國在１９３８年吞并奧地利蘇臺地區時使用了摩托化步兵師。反觀中國，１９５６年７月，在蘇聯協助下，長春汽車廠出產了第一批完全自行設計制造的國產汽車， 中國陸軍的摩托化總算有了自己的工業基礎。１９５６年，中國出產第一架殲５噴氣式戰斗機，中國成為世界上少數能夠掌握噴氣技術的國家之一，空軍有了自己的飛機制造業。１９５９年，中國出產第一輛國產坦克，終于有了自己的坦克制造業。于１９５４年１月，由劉伯承元帥負責，在山東半島舉行了我軍有史以來第一次地、空諸兵種協同作戰演習，然而比之歐洲晚了近二十多年，且只有八千人的規模。 １９８０年代中期的華北軍事大演習所顯示的機械化作戰能力，也沒有超過第二次世界大戰蘇德戰場１９４３年的庫爾斯克坦克會戰。１９６４ 年１１月中國第一次核武器試驗成功，進入世界核大國行列，但比美國晚了十五年。１９７４年8月1日：中國第一艘核潛艇－－“長征1號”攻擊核潛艇建成服役，中國從此進入了核潛艇大國之列。 但比美國晚了將近二十年。１９５８年，蘇聯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中國到了１９７１年才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而在１９６９年４月，美國“阿波羅”號宇宙飛船已經完成載人登月計劃。在航天技術上，中國于世界先進水平還有相當大的距離。
由于滿足于國內戰爭經驗所總結出的陳舊理論，對于高新技術時代新軍事革命缺乏預見，加之“文革”內亂結束后百廢待興，國防建設一度進展緩慢，直到１９９１年的“海灣戰爭”和本世紀末的“科索沃戰爭”的結果呈現在世人面前，才開始意識到軍事理論和武器系統與世界先進國家的巨大差距。才意識到國防工業意識已經落伍。第一、二次世界大戰留給人們的經驗是鋼鐵工業的實力直接關系國家武裝力量的強大。并決定戰爭勝負。當中國在執著地追求鋼產量，而且產量已經位居世界第一時“行情”已變，決定國防力量強大的因素已不是單純的鋼產量，更重要的是特種金屬冶煉、特種材料的化學合成、激光技術、電子信息技術、超導技術、精確制導技術等。本世紀末，在李登輝拋出“兩國論”后，臺灣海峽危機再次發生，中國為應付可能發生的軍事沖突，從俄羅斯進口先進的“現代級”驅逐艦、“蘇２７”、“蘇３０”戰斗機，并在購買以色列預警飛機時因美國干預而受挫。這一情形表明，中國的軍事現代化雖然取得顯著的進步，但同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仍然是嚴峻的，應該有勇氣面對這樣一個事實：一旦國防有事，面臨戰爭時，仍需向國外進口先進的海、空武器，這種情形與一百多年前必須進口西方的艦船槍炮才能同日本作戰的情形沒有本質的區別。
中國的軍事技術在發展，其他國家也在發展，可能是速度比我們更快的進步。在判斷關系國家社稷安危的軍事現代化形勢時，切不可應某種政治宣傳的需要，只進行從長矛弓箭到導彈核武器縱向比較，而要進行現實的國家間發展速度的橫向比較。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打爛的日本、德國經過４０多年奮斗又領先于我國，已成為最發達國家，而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這一現象本身就暴露出我國軍事現代化的環境存在著深層性綜合弊病。日本和歐美國家力圖維持在尖端技術方面領先中國三十年的優勢，這就實際意味著中國軍事技術、軍事力量同他們存在著較大的的差距，這一事實令人感到極大的壓抑。
六、中國軍事現代化的經驗總結和未來展望
百年軍事現代化的經驗總結不能糾纏于過多的細節層面，只能抓住其宏觀的幾個方面，對于背負著幾千年傳統文化的中國來說，對軍事現代化的認識和理解深度看來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中國軍事現代化的教訓從宏觀看：
第一、軍事現代化是社會制度、乃至文化形態整體轉型的一個自然而然的部分，不可以人為地從社會文化整體變革中分離出來單獨完成。否則，即使社會的軍事系統達到了現代化，也會因為沒有其它社會系統的支持而在一場對外戰爭中崩潰。
第二，軍事現代化必須在政治統一的條件下才能有效的進行，近現代的德國、日本、美國、俄國在軍事上的崛起都證明了這點。歷史的經驗表明：最不理想的政治統一也遠勝于政治分裂。因為統一國家的政治權力最能有效地調動社會所有資源。雖然從歷史角度講、或從理論上講，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變革，但在實際操作層面上，政治權力對于社會各個方面的變革有著直接的、決定性的影響力，而一個政治分裂或政治動蕩的國家不可能實現軍事現代化的任務，只能使國防力量在與外部世界橫向競爭中日趨落伍。
第三，盡管統一的政治遠勝于分裂的政治，但即使在這種情形下，國家政治制度必須符合社會現代化轉型的要求。不然的話，將出現兩個嚴重的問題：一是滯后的政治制度會嚴重妨礙社會整體現代化速度，當然也妨礙軍事現代化進展速度；二是當社會各個領域一切都發生著根本性變化時，如果政治制度不隨之進行必要的改革以適應形式，遲早會發生政治危機，并有可能引起全社會的動蕩，舊的政治制度若被強行推翻就會使得國家陷于政治分裂，并使社會現代化已經取得的成就中途夭折，其中也包括軍事現代化的成果。晚清以來，中國執政的利益集團犯得同一個錯誤是，不愿作必要的利益放棄以協調國家政治同社會現代化的關系，由此引發全面政治危機并發展到暴力革命，最終以國家陷于政治分裂為晚清改革劃上句號。與此同時，執政的利益集團尚可保住的部分利益同國家利益一同喪失殆盡，已經取得的改革成效、包括部分軍事現代化的成效也付之東流。中國被迫要花更大的代價來進行現代化轉型的運作。
總之，中國近代以來在協調政治與現代化關系方面付出的代價太大，現代化進程受阻于政治“瓶頸”是中國軍事現代化滯后的關鍵原因。
第四、２１世紀后，現代戰爭是諸軍種、兵種的協同作戰，現代軍事作戰能力是諸多高科技武器的復雜合成，因此，軍事現代化是整個軍事系統的平衡一致的發展，而不是某一軍種、兵種、某一兵器的單獨發展就能實現的。切勿重蹈晚清單獨發展海軍而忽視陸軍的沉痛教訓。
展望未來，隨著高科技的發展，２０世紀的傳統戰爭模式和兵器遲早會過時，這就使中國軍事現代化在高起點上起步成為可能。過去，由于中國所處的地理環境背靠內陸面臨大海，國防上陸權與海權必需并重，國家既要承擔陸軍建設，又要承擔海軍建設，財政負擔沉重，國力難以承受。２１世紀是制空權決定一切的時代，占絕對優勢的空中打擊系統移到內陸將決定陸戰的勝利，移到海上將決定海戰的勝利。在１９世紀和２０世紀，由于技術原因，陸軍強大并不意味海軍強大，而海軍強大也不能獲得陸上優勢。大陸沿海國家因其地理被迫在國防建設上兼顧海、陸兩個方面，因而負擔沉重。 ２１世紀高科技有可能使中國擺脫上兩個世紀里地理環境給國防建設方面帶來的先天不足，以現有不斷增長的國力，集中發展空中近程、遠程精確打擊系統，發展攻守兼備的強大國防力量。
結束語：從國防意義上看，鴉片戰爭以來的160多年，中國在同一個時段里進行著從“軍事——農業體制”向“軍事——商業體制”、“軍事——工業體制”、“軍事——高科技”的“混合三級跳式”的社會轉型，比起歐洲各個階段清晰的單線型社會轉型，中國是三條線扭在一起并進形態的混合式社會轉型。這種社會轉型可謂史無前例、沒有章法可循、因而難度極大，中國現代化運動長期陷于政治沼澤本身也證明了這點。同樣地，從一百多年的歷史經驗看，中國軍事現代化主要受阻于政治體制的“瓶頸”，由于政治在調動各種社會資源時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政治體制能否滿足現代化的要求是最關鍵性的問題，因此可以說，政治轉型是事關社會轉型全局的決定性因素。從國防意義上進行總結：在過去的世紀里，中國軍事現代化因受阻于“政治瓶頸”已經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今后中國軍事現代化的成功根本上取決于社會向合理的、高效率的“軍事——高科技體制”的轉型成功，未來中國能否突破“政治瓶頸”，走出政治沼澤地帶是軍事現代化的關鍵。
但上述結論只是歷史中時段內的總結，相對歷史長時段的考察還是比較表面的。若以歷史長時段而論，西方軍事現代化的原始動力最初發韌于市場原則突破指令性社會結構，因此，似應避免一種認識誤區，以為只要市場經濟發達，便能達到現代化轉型和富國強兵的目的，軍事現代化也會水到渠成。其實宋、明兩代中國有著發達的市場經濟規模，民國時期中國市場經濟規模也已經相當發達，但都在傳統的指令性社會管理方式回歸下或消聲匿跡、或無所作為于社會的現代化轉型。因此，根據歐洲的經驗，社會現代化轉型以及軍事現代化成功的深層機制和關鍵并不在于發達的市場經濟規模，而在于市場原則能否突破指令性社會結構并凌駕于后者之上。
（2001年12月1日初稿、2002年10月24日第二稿于上海華東理工大學 摘自《尋找敵人———戰爭文化與國際軍事問題透視》，經濟管理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