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熙德
20世紀后期以來，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兩大潮流洶涌澎湃。作為這一時期創造經濟增長“奇跡”的地區，東亞也產生了推動經濟一體化的動機和潮流，這一運動從萌芽期的六七十年代就有兩種不同潛流：其一是由日本提倡的環太平洋發達工業國之間的自由貿易潮流，其二是包括日本在內的東亞經濟合作潮流，而1989年啟動的APEC機制則是對兩者兼容并蓄的第三種潮流。
日本作為20世紀60年代對“環太平洋經濟合作”的最早提倡者，先后對這三種潮流采取了積極姿態。然而，當這三種潮流因美國等環太平洋西方國家的政治干預而出現相互矛盾時，日本總是退縮或采取一種折衷的“和稀泥”態度，致使東亞合作進程一再陷于缺乏底氣的困境。
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的東亞區域合作政策幾度出現搖擺和夭折。90年代初期，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倡導“東亞經濟核心論壇(EAEC)”設想后，日本先是給予積極支持，后因受到美國的反對而退縮。90年代中期，日本提出了包括東亞各國與地區加上澳、新(西蘭)在內的區域合作設想，試圖以拉進幾個白人主導的國家以緩解美國的政治壓力以及西方對東亞“種族團結”的疑惑。這種唯西方馬首是瞻的做法，遭到了東亞各國的反對。1997年爆發亞洲金融危機后，日本提出建立“亞洲貨幣基金(AMF)”設想，也因美國的反對而夭折。2000年以“改革”為響亮口號的小泉純一郎出任首相后，又改頭換面地重提東亞各國加上大洋洲的區域合作設想，新名被定為“東亞擴大共同體設想”。日本執意堅持這一毫無新意的非合理設想，表明這只往昔的“領頭雁”確已喪失了創新和牽引能力。
除日本以外的絕大多數東亞國家都認為，東亞區域經濟合作首先是東亞核心國家間的合作。東亞核心國家，就是東盟各國、朝鮮半島南北雙方、中國和日本。而其外圍國家則包括俄羅斯、蒙古和美國，然后是包括環太平洋地區其他國家。東亞區域經濟合作是在環太平洋大區域合作之下的次區域合作，與環太平洋合作并行不悖，完全可以同時推進。因此，不把幾個白人國家拉進來就難以平息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猜疑這種極端種族主義的觀念，只能是一種違背時代潮流和東亞現實的西方中心主義思維的殘余反映。
日本的東亞經濟合作政策之所以表現出“葉公好龍”的特色，首先是因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國政策的左右，其次是因其放不下亞洲唯一“發達國家”的包袱，再次是因其在農業開放問題上還難痛下決斷。
所幸的是，今年來東亞區域經濟合作正按其內在邏輯得到進展。多年來，在東亞地區，任何排除美國在外的多邊機制皆因日本作梗而難以啟動。然而，經過成功啟動“亞歐會議”的鋪墊和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的痛定思痛，東盟加中日韓的“10+3”對話與合作機制終于得以啟動。“10+3”其實就是除朝鮮以外其他東亞核心國家均已參加的機制，它的啟動是東亞合作進程的第一步重大突破。
就目前而言，“10+3”僅僅是開了個好頭，往下的關鍵是這一合作機制能否深入發展。今年以來，在東亞框架下的區域合作呈現出兩種勢頭并行發展、復雜交錯的局面。如以A、B兩個代碼表述，A進程指以地緣范圍劃分的兩個次區域合作的發展，即東南亞(東盟)和東北亞(中日韓)各自的對話與合作機制，B進程指以經濟水平劃分的兩種合作進程的發展，其一是中國與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的談判進程，其二是日本分別與新加坡和韓國締結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進程。
最后一個時期，上述兩個進程出現了復雜交錯的局面。在2001年11月舉行的第五次東盟與中國領導人會議(10+1)上，雙方領導人一致同意在未來10年中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這是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的第二步重大突破。僅隔一個月，日本首相巡訪了東盟五國，提出了加強彼此間一攬子經濟合作的建議。中日兩國領導人先后訪問東盟的時間上的“巧合”，引發了世人對這兩個大國是否在進行“東亞主導權之爭”的猜測。
其實，所謂主導權之爭純屬猜測。兩類合作進程是東亞兩個不同發展水平的經濟合作進程，是基于經濟合理性之上的階段性成果。這兩種自由貿易機制的形成，不是東亞經濟區域的分裂，而將是東亞最終走向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積極步驟和必經階段。
在東亞地緣政治與經濟環境下，由哪一個大國主導東亞區域合作都將是難以勝任的。美俄是兩個外圍國家，自然難以負起主導重任。中日做為東亞兩個核心大國，在歷史上曾先后被稱為本地區最強國，目前又出現了國力均衡化趨勢，在未來相當長時期內都將難以接受對方的主導地位。在20世紀90年代東亞國際環境下，東盟曾以平衡策略發揮了“小國領導大國”的作用，成功地主導了東亞經濟與安全合作進程。亞洲金融危機以來，東盟的實力和內聚力大為削弱，但它對中日任何一方乃至中日攜手主導東亞合作仍然抱有警惕。朝鮮半島的復雜局勢，也給任何一個大國主導東亞區域合作大大加深了難度。因此，未來10—15年期間，東亞區域合作進程的主導力量將是一個不確定的、因時因事由各國和地區交替或聯手登場的角色。
然而，中日畢竟是東亞兩個大國和潛在的區域經濟“雙火車頭”。如果雙方能夠就東亞區域合作進程達成共識，則將能在這一進程中共同發揮更重要的推動作用。在中日形成攜手局面之前，東盟對“10+3”框架以及韓國對東北亞合作的推動作用將顯得格外突出。
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的目標將是“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從長遠看，東亞最終要走向政治、經濟、安全等多個領域的全面區域合作。2002年7月30日，中國外長唐家璇在東盟與中日韓(10+3)外長會議上發表講話，提出了三點建議(1)10+3應在以經濟合作為重點的同時，逐步拓展新的合作領域，(2)進一步加強各個合作機制之間的協調，(3)以10+3為主渠道，推動東亞區域的整體合作。可見，中國已明確提出了10+3應從經濟領域向整個東亞區域合作拓展的思路。
日本經過多年的沉默之后，2001年以來重新提出要把“10+3”框架擴大到澳、新兩國，這種只能把東亞區域經濟合作淪為“準APEC”的怪論，將只能使這一合作進程胎死腹中。日本應放棄這一擾亂戰術，在東亞核心成員的界定上回到常識上來，這是東亞區域經濟合作取得實質性進展的起碼一點。
無論從地緣考慮還是從經濟合理性看，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的核心成員只能是“10+3”，并有待于朝鮮的參加而發展成“10+4”。從長遠看，如果這一區域經濟合作得到進展，其下一步必將向兩個方向擴展，一是發展與外圍國家的合作：二是逐步向包括外圍國家在內的東亞區域安全合作發展。
“10+3”成員在經濟上都對美國具有很高的依賴性，在政治與安全領域也受到美國的強烈影響。因此，緩解美國的疑慮，排除其干擾，是推動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的必要條件。為此，東亞各國應就如下幾點達成共識：首先，東亞區域經濟合作是基于經濟合理性之上的合作進程；其次，東亞區域經濟合作是環太平洋合作之下的開放的次區域合作，兩者并不相互排斥，而是互補和互促，其三，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的下一階段以及東亞區域安全合作階段，將吸納美俄等東亞外圍國家的更多參與。在推動這一共識方面，事事看美國顏色的日本采取更為積極的姿態尤顯重要。
鑒于中日與東盟的經濟合作問題已在國際上引發了“爭奪主導權”的猜測，中日應就這一問題坦誠對話，互通信息，增進互信，尋求在東南亞地區形成“多贏”合作局面，并以此作為中日與東亞各國走向一體化的重要實驗和良好契機。
在朝鮮尚未參加東亞區域經濟合作進程的情況下，中日韓三國加強合作對推動區域合作進程十分重要。中日韓三國應逐步擴大合作范圍，加深合作內涵，先易后難，循序漸進，從環保、教育等領域入手，朝著建立自由貿易區的方向共同努力。（刊載于：《中國改革》（2002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