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熙德
80年代中期以來，爭當“政治大國”成為日本的戰略目標。本文旨在對這一戰略形成的背景、理念以及日本各界圍繞該戰略的論爭作一分析與概括。
政治大國戰略的提出
二戰以后，日本在戰敗和被美軍占領的特殊條件下，選擇了一條作為“通商國家”而生存與發展的道路，形成了以“經濟立國”為核心的國家戰略。高坂正堯曾指出：戰后日本實施的是“典型的小國外交”。[①]
戰后日本以戰敗國身份重返國際社會，其政治外交和軍事外交能力受到削弱和制約，惟獨其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也是其對外影響能力不斷提高、其行使對外影響的政治意志隨之增強的進程。
1982年11月當選為首相的中曾根康弘，于翌年接連發表了關于爭當政治大國的言論。1983年7月14日，他在政策演講中稱：“今后日本作為國際國家應同經濟力量相稱地在政治方面也積極發言，并履行義務。”7月28日，他在家鄉群馬縣的演講中稱：“要在世界政治中加強日本的發言權，不僅增加日本作為經濟大國的分量，而且增加作為政治大國的分量。”這是日本首相首次用“政治大國”的概念代替“國際地位”的提法。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以“美主日從”為特征的戰后日美關系框架也開始發生演變。與50年代的日美關系相比，80年代日本與美國的經濟實力差距已大為縮小。以此為背景，美國的對日政策也從保護與扶植逐漸轉向壓其在共同防衛和對外援助等領域分擔更多的“負擔”。作為其代價，美國在一定范圍內也逐步滿足日美對等的政治要求。在雙邊經濟關系上，美國對日本“傾盆大雨”式的出口攻勢和對國內市場的保護主義作法日益失去寬容心態，不斷加大“敲打日本”的力度。日本在美國的壓力之下節節退讓，其對美國的不滿情緒也隨之逐漸增大，日美經濟摩擦出現了不斷升級之勢。這些變化，也對日本決策層確立更為獨立自主的政治大國戰略構想產生了推動作用。
80年代后期出任首相的竹下登，把“國際貢獻”的側重點放在推動解決“南北問題”方面。這與把側重點放在“東西問題”之上的中曾根外交形成了鮮明對照。中曾根外交和竹下外交典型地代表了并存于日本政治大國外交思路中的兩種不同傾向。
此時期日本的內外環境變化，也為其嘗試“全方位外交”提供了必要條件。內外環境變化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其一，70年代初沖繩回歸日本和日中邦交正常化，標志著日本外交開始超越“戰后處理”階段而轉向新的目標；其二，1975年成為西方發達國家首腦會議成員標志著日本經濟大國地位正式得到西方國家的承認，70年代后期開始制定“政府開發援助中期計劃”則標志著日本援助大國的地位的確立；其三，在1979年以后的美蘇“新冷戰”環境下，日本開始改變外交“低姿態”，強調主動承擔作為“西方一員”的責任與義務；其四，日本在50年代中期謀求對蘇關系正常化的過程中就已嘗試盡可能減少“向美一邊倒”外交的弊端，70年代初的日中復交給日本外交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回旋余地，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更促使日本深感“全方位外交”的必要性。80年代以來，日本外交目標的重心逐漸從促進經濟發展轉向改善國際形象，其活動范圍也日益超出美、歐、亞而漸次向中東、非洲、中南美拓展。以這些外交成果為鋪墊，日本外交的目標開始得到調整，其對外行為方式日益發生轉變。這一外交調整的核心，就是超越戰后形成的外交體系而構筑新的政治大國外交體系。
隨著內外環境的逐一變化，各界精英中陸續出現了要求變“中小國家外交”為“大國外交”的呼聲。80年代末90年代初，外務省高官栗山尚一多次撰文就日本對外姿態的調整方向作了闡述，展開了“大國論”。在他看來，國際秩序是由大國來形成和維護的，中小國家的使命只是很好地適應既成秩序，以維護本國利益；如今日本要擺脫以往的“中小國家外交”而向“大國外交”過渡。[②]
日本外務省1991年版《外交藍皮書》指出：日本已能對有關國際秩序的所有問題產生很大影響，尤其是必須在亞太穩定與發展方面“起到中心作用”。[③]
以“普通國家論”開路
進入90年代以后，日本各界對走向政治大國的態度日益趨同。但在對這一目標的理解與表述以及實現步驟與手段等方面，則存在著“漸進保守派”、“激進保守派”和“自由派”三種傾向。其中，前兩派在長遠目標上并無原則分歧，只是在步驟與手段上略有差異而已。
“激進保守派”的突出特征是不加掩飾和明確地闡述其政治主張，從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保守勢力的長遠目標。這一派的主張，在小澤一郎《日本改造計劃》一書所倡導的“普通國家論”中得到了高度概括。
50年代初期由吉田茂首相奠基的“保守本流”路線，是以日美基軸和經濟中心主義為核心的“漸進保守”路線，后由池田勇人和佐藤榮作等人予以繼承。該路線的主要特征是：第一，從戰敗的現實出發，接受非軍事化和民主化改革；第二，在外交上采取實用主義、功利主義的姿態，不在價值判斷上花費精力；第三，在國家發展道路上選擇先易后難的傾斜戰略，集中精力謀取經濟發展實惠；第四，在走向政治大國方面注重內外輿論，采取穩妥漸進方式。
“保守本流”路線始終面對來自“革新勢力”和保守勢力內部的挑戰。“革新”路線起到了牽制“保守本流”向“激進保守”轉化的作用，但終究未能取代保守勢力的執政地位。在保守勢力內部，則存在著對“保守本流”路線的兩種挑戰，一種是以鳩山一郎和石橋湛山為代表的“溫和保守派”傾向，一種是以岸信介為代表的“激進保守派”傾向，后者為現階段的“普通國家”路線奠定了基礎。
如今，“革新勢力”已極度衰落，“溫和保守派”亦形不成多大氣候，日本政治的主流基本上在“漸進保守”與“激進保守”之間搖擺不定。這兩派所追求的總體目標并無二致，差異僅在于其實現步驟與策略方面。“漸進保守”注重國內政局與內外輿論，不公開打出努力目標，不喜歡政治冒險和強行突破，寧愿采取穩妥漸進的方式；“激進保守”的特點則與此正好相反。
“激進保守”的真意，就在于盡早擺脫戰后非軍事化和民主化改革中形成的法律與體制束縛，力圖成為一個具有經濟、政治、軍事等全面影響能力的綜合性大國，“普通國家論”就是這一路線的集中反映。這個路線的目標包括如下內容：其一，突破憲法第九條的束縛，名正言順地擁有軍隊和集體自衛權以及對外軍事行動能力；其二，改變經濟大國的單一特征，成為擁有綜合外交能力的政治大國；其三，調整對外關系，提高對美關系中的對等程度和對中、俄、西歐關系中的相對地位；其四，提高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和干預能力，成為舉足輕重的全球性大國。
小澤一郎的“普通國家論”，以90年代初期日本的鼎盛實力和有利的國際環境為背景，對“激進保守”路線進行了總體概括。小澤稱，“日本遠未成為普通國家，而是成為一個‘單肺國家’”。[④]
他認為，“普通國家”需要兩個必要條件：“其一，對于國際社會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就把它作為理所當然的事情來盡自己責任去實行。……這一點在安全保障領域尤為如此。”“其二，對為構筑富裕穩定的國民生活而努力的各國，以及對地球環境保護等人類共同課題，盡自己所能進行合作。”他認為，日本在“經濟援助”等領域已作出了一些國際貢獻，在“安全保障”方面卻遠不盡人意。[⑤]
可見，“普通國家論”的要害就在于以“為國際安全作貢獻”為由，突破“和平憲法”束縛和內外輿論牽制而重新獲得對外行使武力的手段。為了論證“為國際安全作貢獻”的必要性，“普通國家論”以強化日美同盟和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為正面理由，[⑥] 以所謂“中國和朝鮮半島是亞太地區最大的不穩定因素”這樣的荒謬命題作為反證理由。[⑦]
“普通國家論”顯然具有如下兩個致命弱點：其一，它未能很好地解答“和平憲法”下的和平發展路線與“普通國家論”何者更符合日本及國際社會利益的問題；其二，它掩蓋了日本至今遺留的歷史認識問題，回避了日本的對外軍事作用并不受亞洲各國歡迎這一基本事實。
“普通國家論”以直接、激進的語言說出了日本一些精英想說而未能說出的話。《日本改造計劃》出版后，立即在日本列島激起了很大反響，成為一再重印的暢銷書。然而，“普通國家論”同時也一再受到了反對和批判，使這一理論成為爭議的一大焦點。這種情況正好說明，冷戰后日本各界圍繞未來國家模式正在展開探索與論爭。
結盟說、海權論、共同價值論
在世紀之交，日本外交的基本思路是：力圖走出一條既能堅持日美同盟、又能獲得政治大國地位的兩全之路。這一思路以如下三種理論為主要依據。
結盟說
二戰以后，在美國的主導和日本的有限選擇下，日美間形成了以《日美安全條約》為紐帶的同盟關系。隨著時間的推移，在以自民黨為中心的保守執政勢力中形成了維護這一同盟的如下邏輯：近代以來日本與最強國結盟的時期是對自身安全最有利的時期，持續20年（1902～1921）的日英同盟和持續近50年（1951～至今）的日美同盟是最符合日本利益的對外關系模式；反之，一旦與最強國的關系破裂，日本就會遭到失敗。這種邏輯在90年代中期以來再度受到青睞，成為日美同盟“再定義”的主要依據。
日本決策層所信奉的結盟說，是根深蒂固的強者崇拜和結盟信仰的反映。日本的這種心理，是汲取二戰教訓、總結結盟經驗、反思自身國情以及親美路線的慣性等多種因素作用下的產物。各界精英中的同盟擁護論者，主要以如下幾種理論為論據。一是直言不諱的“與強者為伍論”，即把與強國結盟視為維護日本利益的最佳捷徑。二是以某種意識形態為基礎的“共同價值論”，即以價值觀的相同作為結盟的依據。三是權宜主義的“維持現狀論”，即主張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最現實的選擇就是結盟。
二戰后日本確立日美同盟路線，是在被美軍占領時期回旋余地極其狹小的情況下作出有限選擇的結果。然而，經過戰后半個多世紀的歲月，保持穩定的日美同盟已成為日本必欲極力維護的根本利益之一。通過堅持結盟路線，日本謀求獲取如下三重利益：免遭美國的猜疑與威脅，得到美國的安全保護和經濟便利，保持對非同盟國家的戰略優勢。
日美同盟的基本結構是“美主日從”。在這一雙邊框架下，對于日本來說，日美同盟決非僅僅是一種“福音”，而是一把時刻頂在身邊的“雙刃劍”。一方面，日美同盟既具有“對外”功能，即共同防范所謂“地區不穩定因素”以及中、俄兩國的潛在“挑戰”；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對內”功能，即發揮防止日本軍事大國化的“瓶蓋”作用。
就國際關系的歷史與現狀而言，自動卷入同盟國的對外爭端，是結盟政策的固有特性。尤其是當同盟關系含有不對等的主從性質時，結盟政策更是從一開始就以犧牲從屬者的部分利益為代價。日本既從該結盟得到“實惠”，同時也要為此付出受到美國控制、犧牲外交自主性、損害其他對外關系等沉重代價，[⑧]
時刻面對日美同盟與其他對外關系相互矛盾的“同盟困境”。[⑨]
日本決策層對此并非沒有認識，只是認為現階段日美同盟利大于弊，或尚無能力對結盟路線作出重大調整。
80年代末90年代初，“脫美入亞”傾向曾有所進展，當時日本大量涌現的有關“綜合安保”、“多極化”、“后霸權時代”的論著，顯示著各界精英曾探索獨立自主外交與防衛以及構筑地區多邊安全框架的途徑。然而，到了90年代后半期，“脫亞入美”傾向重新得到加強，提倡“脫美入亞”的主張再次降溫。就目前而言，占主流地位的依然是“脫亞入美”派見解，而“入美入亞”派見解正穩步擴大影響，“脫美入亞”派則尚處于少數派地位。
海權論
二戰以后，日本在被美軍占領的同時，在心理上徹底敗給了美國。而這種“心理戰敗”，并不是從道義上對其侵略戰爭的深刻反省，而是處于對美國的強大實力的由衷恐懼。從“恨美”轉向“恐美”再轉向“崇美”，這樣一個轉變過程構成了戰后日本對外戰略的心理基礎。
戰后日本把結盟的對象從德意轉向了美英，隨之其地緣政治戰略重心也從“陸權論”轉向“海權論”。較早的有高坂正堯的《海洋國家日本的構想》一書。近年來，此類論著和有關研討會呈現出升級之勢。其中頗具代表性的一例是，1998年以來日本政府的智囊機構“日本國際論壇”啟動了為期4年的系列研討會項目——“海洋國家日本：其文明和戰略”研討會。其中，1999年度共舉行4次研討，并把專家、學者的發言匯集成《21世紀日本的大戰略——從島國走向海洋國家》一書予以出版。[⑩]
近來，文明論學者梅棹忠夫從文明論的角度論證了海洋與日本的密切關聯，提倡了走向海洋的對外戰略。他主張：“不是關心大陸，而是關心大海吧。……走向大陸就要朝往東西同緯度方向，而走向海洋則意味著考慮南北同經度聯盟。”[11]
當然，梅棹雖然強調走向海洋，但并沒有主張向太平洋東岸的美國靠攏，而是提倡與日本南部的各太平洋島島國結成聯合體。
以“海權論”為依據主張強化日美同盟的，主要是一些親美派國際政治學者和防衛與戰略專家。他們主張，海權的優點就在于保障強大的海洋運輸能力及便利的國際貿易條件。日本從其地理位置來看，帶有半大陸、半海洋的性質，在歷史傳統上則更近于大陸國家，而未曾成為海洋國家。他們認為，近代以來的歷史表明，當日本與海洋國家結盟時就得以繁榮，當與大陸國家結盟時就要失敗。“開港”后不久，日本與海洋國家英國結盟、在海洋國家美國的支援下打敗了大陸勢力俄羅斯；在一戰中，日本又協助英國打敗了大陸國家德國；但后來，日本與德國結盟，其結果慘遭失敗。他們認為，明治政府曾在法制建設等廣泛領域向德國學習，深受大陸國家的影響；后來，以德國為先師的陸軍主張“北進論”，以英國為楷模的海軍主張“南下論”，其結果是大陸型生存空間理論占了上風，最終把日本引向了戰敗。基于此，他們把二戰后日本的振興稱之為“海權論”的成功范例，認為日本與海洋國家美國結盟，是維護自身安全，實現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的重要保證。[12]
經過這番正反兩方面的論證與鋪墊，他們的結論是：日本作為資源貧乏的“邊緣地區”國家，不能重走大陸國家或與大陸國家結盟的道路，而必須在海洋國家美國的霸權之下，通過強化日美同盟，致力于維護“基于海洋價值觀的世界秩序”。[13]
值得關注的是，“海權論”在一些日本精英那里，不僅成為論證日美同盟必要性的理論工具，而且還變成了“一褒一貶”、制造假想敵的手段。他們基于陸權理論斷言大陸國家都具有擴張欲望，再據此牽強附會地引申出了“中國威脅論”。可見，在這些日本精英的“海權論”之中，對日美同盟的“合理化”和對中國的“妖魔化”，自始便構成了互為表里的整體。其實，聯想到日美同盟“再定義”的進程便可知曉，90年代中期以來日美同盟與中日關系之間的“零和”性質明顯增大。因此，這種頗具挑戰性和威脅性的日本版“海權論”，不能不引起中國人的高度關切和警惕。
共同價值論
在冷戰后的世界里，日本究竟以何種理念作為其對外戰略的優先理念？是國家利益？還是意識形態因素？
80年代末以來，隨著冷戰趨于終結，日本先是出現了“脫離意識形態”現象，“國家利益”概念日益受到廣泛的重視。以冷戰結束為背景，日本開始探索把外交政策的基點從“以東西方劃線”轉到“以國家利益為判斷標準”，把外交重點相對從“西方一員”轉到“亞太一員”，并相對提高對“聯合國中心”原則的重視程度。日本外務省的1991年版《外交藍皮書》開門見山地指出：東西方冷戰的結束，使“西方”這一概念的意思變得模糊不清。[14]
1995年1月，外相河野洋平在一篇文章中更是認為，美國實力的下降和東亞經濟的發展，使國際結構發生了變化，要求日本加強務實的雙邊關系；“西方一員”的概念失去其實際內容，日本已不能再根據這一概念作出外交判斷，而應以是否符合國家利益為對外政策的依據。[15]
然而，正當河野文章發表時，日本對外政策思想的潛流卻又在發生新的變化，基于“國家利益說”的冷戰后現實主義思想在河野文章以后便轉入低潮，取代“國家利益說”而占據主流地位的是“日美共同價值論”。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對外政策思想討論中的“意識形態化”傾向增強，“國家利益說”則退居其次。
戰后日本外交的重要特征就在于以經濟外交為主要手段，當今居世界首位的援助大國地位是日本外交的主要強項。然而，正是在這一領域，日本也在很大程度上放棄了以往長期堅持的立足于“南北問題”的“開發援助”理念，而采取了對他國施加政治影響的“戰略援助”理念，開始動輒對受援國拿起停減援助的制裁大棒。[16]
日本內閣于1992年6月制定的《政府開發援助大綱》，就是這一政策轉折的重要標志。
日本津津樂道于“日美共同價值論”，一方面謀求以此取媚于美國以鞏固日美關系，并在西方集團里站穩腳跟；另一方面則謀求通過打出外交理念來改變戰后外交的低姿態傳統，增強對外影響能力。然而，這種外交姿態由“低”向“高”的調整，必然導致日本與其他國家之間、尤其是其周邊鄰國之間的傳統關系受到重大影響，使之發生重新定位與戰略調整。這一過程難免伴隨不同程度的震蕩與摩擦，亦難以排除導致戰略對立的可能性。于是，近代以來日本外交始終面對的困境——如何對待美歐和亞洲的困境——再次以得于對美歐外交而失于對亞外交的方式尖銳地表現出來。
從國際政治的角度看，90年代日本外交理念表現為以意識形態劃線的理想主義色彩和以“與強者為伍”為信條的現實主義手法的奇特統一。就其總體功效而言，日本外交的意識形態化正產生著束縛其自身的手腳、縮小其外交回旋余地的作用。
政治大國戰略的輿論環境
在自民黨和社會黨、保守勢力與革新勢力相互對峙的“55年體制”下，日本的新聞媒介也曾相應地分化為一定的不同政治傾向序列。如《讀賣新聞》傾向保守，《朝日新聞》對政府持有批判立場，《產經新聞》觀點偏右……如此等等。然而，以冷戰結束和蘇聯解體為背景，日本政局發生了“55年體制”崩潰、自民黨的優勢地位失而復得、各在野黨的政策紛紛“自民化”的重大演變。在這些變化中，日本傳媒之間的政治傾向差距大為縮小。近年來，在有關日本對外戰略與對外關系的很多重要問題上，日本各主要新聞媒介往往表現出了高度的一致性。
各界精英的言論與著述，既典型地反映著各類社會輿論，同時也對社會輿論產生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和導向作用。綜觀近年來日本的主要報刊，不難發現各界精英的言論趨向也反映著“革新勢力”消退、“保守勢力”膨脹的現實，保守化傾向明顯增強，對這些傾向的牽制勢力及其輿論則顯著退潮。
國內輿論的保守化、右傾化趨向，大大改變了日本決策層的決策與實施環境。40多年來曾為“保革對立”主要焦點的《日美安全條約》，如今已得到了幾乎所有政黨的擁護或認可；“修憲”這一以往哪怕說出口都要遭到輿論譴責的敏感話題，如今已不僅不再遇到強有力的輿論牽制，而且正得到各主要政黨的爭相推動。
80年代后期以來，以石原慎太郎為主要代表之一的新民族主義思潮出現了蔓延之勢。石原一方面強烈主張日本應擺脫美國附庸的地位，另一方面又肆意否認日本侵略中國等亞洲國家的歷史。這樣一種赤裸裸的新民族主義思潮卻在日本社會得到了廣泛共鳴，這一點可從他的幾部“說‘不’”的書一再暢銷、石原本人當選東京都知事等事例中得到證明。
在90年代，為日本的侵略歷史翻案的動向愈演愈烈。政界有自民黨的“歷史問題研究會”等由上百名議員參與的大規模翻案活動，學界有“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等組織給翻案活動披上了“學術”的外衣，輿論界的幾個雜志則更是以不分青紅皂白地否認侵略歷史、漫罵亞洲鄰國為“特色”，在書店里可以看到否認侵略歷史的書籍的種類大大超過正確描寫歷史的書籍，而那些客觀地描繪了歷史的人們則在法庭連遭敗訴。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對本國的侵略歷史不太知情、不夠反省的日本新生代，在國內新民族主義面前缺乏識別能力，[17]在亞洲國家對日本右翼思潮的極度反感面前缺乏正確姿態。如此的輿論環境，將把日本的政治大國戰略推向何處，不能不令世人憂慮。
民生大國論、小國主義和中間力量說
90年代以來，在日本通過“普通國家論”這一橋梁而邁向“政治大國”的進程中，也出現了各類與此不同的國家戰略、模式及藍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民生大國論”、“小國主義”以及“中間力量說”等。
“民生大國論”
小澤的“普通國家論”旨在徹底改變戰后日本國家模式和對外戰略，因此必然遇到來自體制、法制以及內外輿論等方面的抵制。與“普通國家論”相對立的各種宏觀思路當中，最具代表性者當屬“民生大國（Civilian Power）論”。其首倡者是朝日新聞的資深記者船橋洋一，首見于由他主編、8位學者合著的《日本戰略宣言——以民生大國為目標》（Civilian Manifesto,1991年11月出版，以下簡稱《宣言》）一書。對待“經濟大國”和“軍事大國”，《宣言》都持反對態度，并提出了“民生大國”的概念：“我們反對日本成為軍事大國”，“我們也反對停留在經濟大國。經濟力量必然成為軍事力量的歷史法則是不存在的。不能把日本的經濟力量變為軍事力量，而應把它發展成為全球性民生大國（global civilian power）”；[18]
船橋主張，日美同盟必須堅持，但應根據冷戰后的形勢下予以改造，建立“日美相互支援體制”，改變過度的“貼近美國外交”，以多邊（聯合國、關貿總協定）、日美歐三極（G7、OECD）、地區（ASEAN擴大外長會議、APEC）等多重外交予以平衡。他在1993年著《日本對外構想》一書中指出：近代以來日本始終未能很好地解決的亞洲問題，如今“在日本史上首次在全球化中得到解決的途徑”。[19]
他認為，最大的障礙在于日本自己，即就在于能否認真清算侵略歷史，從而真正得到亞洲國家的信任。
與“普通國家論”相比，“民生大國論”的最大特色就體現在其反省歷史、尊重戰后和平發展路線、強調非軍事性國際貢獻等方面。美國學者入江昭在1991年出版的《新版日本外交》一書中認為，日本要想使經濟實力不發展成為軍事實力，就必須確立明確的外交思想；正因為日本缺乏這種努力，所以周邊國家和美國都對日本潛在的軍事實力抱有疑慮。[20]
日本在未能取得周邊國家理解與支持的情況下急于發揮對外軍事作用，只能造成各國對日本的疑慮與警惕。
“小國主義”
日本的“小國主義”思想可謂源遠流長。[21] 早在戰前時期，石橋湛山等人就曾積極提倡“小日本主義”。[22]
在整個20世紀上半期，“小國主義”始終未能成為日本對外政策思想的主流理念。只有在戰敗的慘痛經歷下，“小國主義”才得以在“低姿態”的“小國外交”中獲得了在政策實踐中表現自己的機會。戰后日本保守執政勢力采取的“小國外交”方式并不是自覺地對“小國主義”理念作出戰略選擇的結果，而是在戰后內外條件的限制下作出的不得已的策略選擇。執政勢力中的“保守本流”的韜光養晦型政策思想與和平主義的“小國主義”形成了共存、對立的復雜局面。
在90年代，與“大國外交論”和“普通國家論”針鋒相對的理論，是武村正義在《雖小卻熠熠發光的國家》一書中提出的“小國論”。武村的“小國論”繼承了石橋湛山以來的“小國主義”傳統，但這一理論在90年代未能占據主流地位。
“中間力量說”
對“大國主義”和“小國主義”提出微妙的補充或修正意見的是所謂“中間國家論”。日本一些論者提出，日本原本就不具備與美、中、俄等大國對等地展開“權利游戲”的能力，倒不如堅持作為“中間國家”而制定對外戰略。[23]
這一理論在主張加強對美協調、增強日本的對外影響方面與上述的“借船出海”方式并無二致，但在目標與手段方面表現為更徹底的對美依賴主義和結構性的“霸權穩定論”，在這一點上與“大國外交論”的權宜性的日美同盟論劃了一條界限。
綜上所述，走向政治大國，是日本國力增大導致的主觀愿望和客觀進程。日本究竟將走向何種政治大國？這不僅事關日本自身的未來命運，而且因其將給亞太國際關系帶來直接影響，因而世人正對此拭目以待。（原載：《東北亞學刊》2001年第1期）
[①] [日]高坂正堯：《日本存亡時刻》，講談社，1992年，第228頁。
[②] [日]栗山尚一：《動蕩的90年代和日本的課題》，載[日]《外交論壇》1990年5月號。
[③] [日]外務省編：《外交藍皮書》，1991年版，第27～29頁。
[④] [日]小澤一郎，《日本改造計劃》，講談社，1993年，第18頁。
[⑤] [日]小澤一郎，同上書，第102～105頁。
[⑥] [日]小澤一郎，同上書，第117頁，第123頁。
[⑦] [日]小澤一郎，同上書，第115頁。小澤還暗示了與臺灣發展官方關系的可能性（第158頁）。
[⑧] 參見[日]船橋洋一：《思考同盟》，巖波書店，1998年，序言。
[⑨] 關于“同盟困境”，參見[美]Glenn H. Snyder,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World Politics,Vol.34,No.3,July 1984,pp.461-495.
[⑩] 參見[日]伊藤憲一監修：《21世紀日本的大戰略——從島國走向海洋國家》，霍雷斯特出版公司，2000年。
[11] [日]梅棹忠夫：《海和日本文明》，載[日]《中央公論》，2000年第1期，第79頁。
[12] [日]平間洋一：《日本的選擇：海洋地緣政治學入門》，載[日]《海洋手冊第3卷》，日本財團，1998年，第47頁。
[13] [日]平間洋一，同上書，第60～63頁。
[14] [日]外務省編《外交藍皮書》1991年版，第227～29頁。
[15] [日]河野洋平：《日本外交前進的方向》，載[日]《外交論壇》1995年第1期。
[16] 關于援助理念，參見金熙德：《日本政府開發援助》，社會文獻出版社，2000年。
[17] 這一點可從近來鼓吹侵略有理的漫畫書《戰爭論》在青年人中極其暢銷窺見一斑。
[18] 船橋一般以日語片假名來表述“civilian
power”,但在《日本戰略宣言》（講談社，1991年）一書的第15頁和《日本的對外構想》（巖波書店，1993年）一書的第210頁則以漢字“民生大國”予以表述。
[19] [日]船橋洋一，同上書，第111頁。
[20] [美]入江昭：《新版日本外交》，中央公論社，1991年，第194頁。
[21] 關于“小日本主義”的來龍去脈，參見[日]田中彰：《小國主義——重讀日本的近代》，巖波書店，1999年。
[22] 參見[日]增田弘編：《小日本主義：石橋湛山外交論集》，草思社，1994年版。
[23] 主張“中間力量說”的有學者添谷芳秀、眾議員愛知和男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