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zhàn)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 張文木
中國日報網環(huán)球在線消息：“國家戰(zhàn)略能力”
1是政府實施國家戰(zhàn)略的能力，而這種能力總是在特定的世界政治下發(fā)生的。因為世界沖突是無法避免的，所以國家戰(zhàn)略能力的提高不僅是國家政治永恒的議題，而且也是世界和平的保障。
一、世界充滿戰(zhàn)爭風險
戰(zhàn)爭產生的根源在于資源的絕對有限性與發(fā)展的絕對無限性的矛盾。國際間戰(zhàn)爭沖突的烈度與世界資源稀缺程度為正比。今天人們不會為陽光打仗，因為陽光是充足的；但是水資源現在開始緊張，人們就要為水資源發(fā)生戰(zhàn)爭。凡是資源稀缺的地方，戰(zhàn)爭就會發(fā)生。你看地圖，凡是資源豐富的地區(qū)，那里的國家邊界線就曲曲折折；而在沒有什么資源的沙漠地區(qū)，邊界就多是直線。國家邊界拐點，都是國家力量對比的拐點，都是要流血，要刺刀見紅的地方。
新世紀初連年發(fā)生的戰(zhàn)爭打破了人們對全球化時代的和平憧憬，對于戰(zhàn)爭的理解，人們必然還要回到列寧“在生產資料私有制還存在的這種經濟基礎上，帝國主義戰(zhàn)爭是絕對不可避免的”2的論斷中尋找答案。列寧的論斷基于資本主義經濟發(fā)展的不平衡規(guī)律。3而這個規(guī)律，現在看來，不僅僅產生于資本主義生產和消費間的基本矛盾，而且它還產生于資本主義生產與自然環(huán)境的總矛盾，即資本主義經濟發(fā)展的絕對無限性和支撐這種發(fā)展的世界資源的絕對有限性之間的矛盾。如果說，前一種矛盾，屬于階級間的斗爭，可以通過資本主義改革適度緩解，那后一種矛盾就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帶給人類與自然間的總矛盾。既然人類隨所謂“經濟全球化”普遍進入了市場經濟，那么，發(fā)展就成了這種經濟的“硬道理”。但這種“硬道理”卻得不到自然資源的硬支撐。物質是不滅的，能量是守恒的，資本主義可以創(chuàng)造無限的產品和生產力，但沒有支撐這些生產力的資源的同步增長。正如能干的人飯量大的道理一樣，能干的國家“飯量”也大。國家吃飯問題實則是資源供給問題。“糧食”少了戰(zhàn)爭多。小孩都知道在桌上劃一條線以此與“同桌的你”分割有限空間，這種人之初就萌生的地緣政治淺顯道理，現在我們的一些學者卻不明白了，硬說全球化時代主權界限模糊了，硬說這時的國家間斗爭已轉為“反恐合作”。
其實，全球化時代的國際體系，本質上還是個“丟手絹”的游戲：大家一片和好，一旦有人倒下，就會是一片“快點快點捉住他”叫喊。蘇聯倒下時，就是這樣；伊拉克倒霉時，也是這樣。這不好，但這就是歷史。現在的問題是，這塊“手絹”自美蘇對決之后的第二輪游戲中正在悄悄地丟在中國人的后面，西方人并沒有將此消息“告訴他”，我們的一些學者不僅沒有提前“告訴他”，反而用所謂“全球化時代主權概念淡化”、“國際邊界模糊”、“世界相互依賴”、“國家將更多地不依賴戰(zhàn)爭而通過談判解決問題”等忽悠中國的國家戰(zhàn)略意識，弱化中國的國家戰(zhàn)略能力，其結果自然就是繼19世紀末中國大清解體、20世紀末蘇聯解體之后，又有人自覺或不自覺地為另一場“快點快點捉住他”的亞洲盛宴而準備。
二、國家戰(zhàn)略能力的高低是國家興衰的關鍵
既然傳統的“丟手絹”式的國際體系沒有變，那中國就得考慮在這險惡的環(huán)境中怎么生存和發(fā)展。為此，學界開始尋究大興衰的原因，且發(fā)現了許多悖論：
人們提出經濟落后得挨打，于是人們就強調發(fā)展經濟。但現在發(fā)現，經濟發(fā)展了也要挨打，日本侵華戰(zhàn)爭就是在中國經濟發(fā)展較快時發(fā)生的。國家與人一樣，富了要得心血管病、血脂高等富貴病，胖得不能動了，就有其他國家收拾你，就要亡國。所以說，要研究國際政治，先看動物世界。
有人說，文明落后要挨打。中國大清是因為它落后被打敗的，這沒得說。但是文明程度高是不是就不挨打呢？顯然不是。大宋之于北方契丹部落，大明之于努爾哈赤的女真部落，古羅馬之于北方蠻族部落，前者文明程度肯定要高于后者，但都為后者打敗。
那軍事力量強是否就不挨打，也不是。正如法國的馬奇諾防線在法國人眼中固若金湯，而在德國人的眼中卻毫無國防意義一樣，蘇聯的軍工產業(yè)可與美國比肩，但卻被西方整垮了。
也有人說不民主要挨打，于是就有人炒西方“民主”，進行所謂“中國和印度的比較”，似乎“民主”無敵，且不說1962年的中印沖突結局，也不說南斯拉夫和蘇聯是在民主“整容”的開始階段就被美國打垮，即使古代“民主”的雅典也最終敗在“專制”的斯巴達腳下。米洛舍維奇現已死在獄中，西方人說他專制，但真推動南斯拉夫完成從共產主義體制向西方“民主”體制轉軌的就是米洛舍維奇。戈爾巴喬夫講“改革新思維”，結果是丟了國家。就連為美國式民主背叛自己共產主義信仰的謝瓦爾德納澤也在被美國顛覆后叫苦不迭。可以肯定，即使將來社會主義國家換上了西方的民主“馬甲”，如果自己沒有戰(zhàn)略意識，結果還是要挨打、還是要“傷自尊”的。2006年2月28日，有著慘痛亡國經歷的戈爾巴喬夫對中國記者說“我給中國朋友的忠告是:不要搞什么‘民主化’，那樣不會有好結果!千萬不要讓局勢混亂，穩(wěn)定是第一位的”；談到蘇共垮臺，他說:“我深深體會到，改革時期，加強黨對國家和改革進程的領導，是所有問題的重中之重。在這里，我想通過我們的慘痛失誤來提醒中國朋友:如果黨失去對社會和改革的領導，就會出現混亂，那將是非常危險的。”4
有些和平主義者、浪漫主義者說，世界轉變了，和平了，不要作軍事斗爭的準備。薩達姆曾是軍事強人，后又180大轉彎，搖身一變卻成了現代“宋襄公”，在美國人面前他主動自廢武功，其過程對西方也是高度“透明”，結果也挨了打。薩達姆沒有核武器，那美國為什么要打他呢，布什說，是因為薩達姆腦子里有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腦子里有，也得打。相反，不那么“民主”，經濟也不那么發(fā)展，但戰(zhàn)略意識極強的古巴、朝鮮卻不可動搖。
也有人說，那是文明的沖突，可歷史上同宗同教的國家沖突還少嗎？19世紀90年代末，美國人入侵菲律賓時，菲律賓人信奉基督教已有上百年歷史了。可美國人登島時還是將菲律賓人殺了個血流成河。
正如一個四肢強壯的人也會因大腦一個小小的問題而瞬間死亡一樣，國家強大與否的關鍵不在硬件方面，而在軟件方面。而其中最關鍵的不在軟件技術而在國家戰(zhàn)略能力。經驗表明：歷史上，凡是打敗的，都是缺乏全民整體政治意識及建立其上的國家戰(zhàn)略能力的國家。明治維新之后，特別是甲午戰(zhàn)爭前后，中日差別不主要在財富和技術，而在戰(zhàn)略意識及與之相應的國家戰(zhàn)略能力。當時日本國家戰(zhàn)略意識都遠高于以“莫談國事”自警的中國人。卡特時期美國經濟和軍事技術力量并不差，可卡特這個人的戰(zhàn)略管理能力極低，所以讓蘇聯勃列日涅夫打得在印度洋亂跑。戈爾巴喬夫上臺，蘇聯的經濟和軍事技術力量并不差，但他與對手講“新思維”，結果被美國里根和布什的現實主義生生將蘇聯整垮。在蘇聯快解體的時候，尼克松到蘇聯看后即表示動手的時候到了。于是蘇聯就被具有較高國家戰(zhàn)略能力的美國打散了，肢解了。這時他們才不管你蘇聯是“民主”還是“不民主”。事后沒有多少戰(zhàn)略意識的戈爾巴喬夫還以“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的灑脫采訪了老布什。
世界上為什么總這么打，康德式的世界和平到底能不能實現？孟子都說了，“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5。“力”是第一位的。光說仁不說力，那是農夫，農夫不能馴蛇而只能被蛇咬。康德式的和平是存在的，但前提是要有力量均勢。聯合國是民主的，但保證這種民主的是對德、日、意法西斯的鎮(zhèn)壓，是戳在五大常任理事國后面的五顆原子彈。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仁”，是人們渴望的和平，而“力”則是實現和平的手段。力的使用是一種能力，對國家來說，它就是國家戰(zhàn)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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