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美國與伊朗的相持不下，到美國與朝鮮的彼此退讓，從布什政府中鷹派與鴿派的此起彼伏，到美國與俄羅斯的較量升級——過去一段時間國際政治中諸多吸引眼球的變化，也恰恰驗證了社會學中的“鷹-鴿均衡”理論。
在社會學家眼中，自然界可以大致分為兩類鳥，一類比較兇猛，姑且稱之為“鷹類”，另一類比較溫和，成為“鴿類”。如果兩類鳥同時發現一種食物，鷹類總是會通過兇猛的搶斷把食物搞到手，而鴿類則只好忍讓。
接下來的推論很重要。如果鳥中絕大多數屬于鴿類，只有少數一些鷹類，那么鷹類會占很大便宜，而隨著鷹類越來越容易攝取到食物，它們也會越來越快地繁殖，鷹類也會越來越多。但頗為微妙的是，鷹類的增多將會使被破壞的“平衡”重新恢復平衡。
為什么會“峰回路轉”呢？原來，鷹類數量的增加，用戴維．弗里德曼的話說，就會導致鷹類優勢的減弱，因為它們彼此之間的爭斗會增多，而帶來的損失也會逐漸多于所得。用于人類社會，就是那些喜歡爭斗并因此而獲利的人，會吸引更多的人加入他們的陣營，而隨著陣營擴大，以及越來越多的人采取“好斗型”策略，將會引發更多的爭吵乃至爭斗，并最終使得獲利變得艱難，而代價則越來越高。時勢的變化，也會逐漸使得好斗型轉而采取妥協與和解的策略。
從某種意義上說，今日國際形勢的諸多變化都與以新保守派為代表的美國鷹派過去幾年中的起伏有關。從對外政策看，由于鷹派的主張為“9.11”后強勢的布什總統所采納，并因阿富汗戰爭的“成功”而一度占有上風，直接導致了三大后果。
首先是發動伊拉克戰爭。根據新保守派代表人物沃爾福威茨提出的“多米諾牌理論”，伊拉克民主化會對整個中東的民主化產生影響的主張得到了美國副總統切尼和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等人的支持，并將布什政權引入了伊拉克戰爭。而當時如日中天的狀態，也使得布什政府在處理朝鮮、伊朗核問題上表現強硬，激化而不是緩和了矛盾。
而伊拉克戰爭初期美國鷹派的咄咄逼人，以及薩達姆鴿類式的退讓做法，以及所產生的相反效果，則給予了其他國家很大的“啟示”。尤其是那些美國的“黑名單上的人”，不久便意識到，薩達姆式的委曲求全的策略選擇是不明智的，而鷹類式的好斗做法則是可取的并很可能會有助于自身贏得更多的“食物”和“空間”。也就是從那時起，我們注意到，無論是伊朗，還是朝鮮，委內瑞拉乃至俄羅斯，都相繼選擇與美國硬碰硬的做法，從而也使得美國在全球范圍內大幅度地分散注意力，而獲利空間也大為縮小。
事實上，即便是在伊拉克國內，那些布什政策的反對者，以及有著自身利益追求的各派利益群體，也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抵抗和強力博弈的做法，使得薩達姆之后本來就難以控制的局面更為失控。
不僅如此，鷹派的做法在自己的陣營中也產生了連鎖反應。在華盛頓，鮑威爾等人對沃爾福威茨等缺乏“實戰經驗”的理論家的不滿已是公開的秘密，隨著新保守派在伊拉克、伊朗和朝鮮政策領域的節節落敗，進而演變成一種嘲諷。在國務院的一次工作班子會議上，當一個下屬提到拉美的“左翼瘋子”時，把任期中的大量時間都用來與鷹派特別是“新�！比宋镙^量的時任國務卿鮑威爾情不自禁地拿“右翼瘋子”大開了一番玩笑。而在鮑威爾等人離任后，這種嘲諷更是此起彼伏，從國務院到國會山，從主流媒體到學術界，而被嘲諷的對象也從新保守派到了拉姆斯菲爾德、切尼乃至布什身上。
而在國外，鷹派對盟國的看法也十分消極，只要有必要，他們寧愿美國獨自行動。尤其是拉姆斯菲爾德，他在70年代曾出任美國駐北約大使，并懷著對美國及其歐洲盟友做決策時采用的冗長、乏味和繁瑣的協商過程的偏見卸了任，這使他對與盟友的合作，在很多時候都持消極態度。這種態度和一系列令盟國尤其是歐洲盟國不開心的做法，不僅使鷹派在諸多國際爭斗中少了許多支持者，也在客觀上增添了許多阻力。
如果說有什么“貢獻”的話，鷹派戰略的得失，總還是在客觀上為國際政治中的“鷹-鴿均衡”提供了動力，這種均衡，盡管并不穩定，但從長期看還是有助于為那些志在發展自我的國家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的，而諸如朝核問題這樣一些國際問題的緩解，也在事實上得益于“鷹類”向“鴿類”立場的靠近。
雖然“春天”推遲了一些日子來臨，但至少這個“冬天”，還是個“暖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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