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著槍聲入睡
“我從1981年開始從事對非洲的經濟援助工作，從此一發而不可收拾，算是一條‘黑道’走到底了。”面對記者，劉貴今風趣地說。
這位一身書卷氣的外交官，1972年從上海外國語大學畢業，走進外交部。他35年的外交生涯，有26年都與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黑非洲”有關。“正好，我的皮膚本來就黑”，劉貴今調侃道。
20世紀80年代初，劉貴今首次駐外，被派往肯尼亞。在那里，他經歷了未遂政變和局勢失控。90年代初，他又被派駐埃塞俄比亞擔任參贊，正值埃塞俄比亞爆發內亂，兩派為了爭奪政權，打得不可開交。“我1991年1月5日到埃塞俄比亞，在最初四個多月的時間里，一到晚上，外面就是槍聲一片。一開始，我還以為是放爆竹呢，后來大使告訴我說不是，我才知道是槍聲。但很快，我就習慣了聽著槍聲安然入眠。等到5月份政權穩定下來、槍聲戛然而止時，我反而睡不著了。那時，聽槍聲已成為我生活的一部 分。”
然而，再回首這26年的非洲情緣，槍林彈雨都不是記憶中的主角，讓劉貴今印象最深刻的是——“以前，非洲人見到我們，都在背后叫我們Japanese（日本人），因為那時只有日本人有錢到非洲旅游；但2001年我到南非當大使時，日本駐南非大使跟我說，‘現在我們日本人到了南非，人家都叫我們Chinese（中國人）’。中國人的面孔在非洲就是一張通行證。”
2006年，中非關系更加密切。劉貴今欣喜地把這一年稱作“非洲年”：年初，中國第一次發表了中國對非政策白皮書；短短3個多月的時間里，胡錦濤主席和溫家寶總理先后訪問了非洲，這是中國外交史上的第一次；11月，首次召開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中非全年貿易額，第一次突破500億美元。“可以說，2006年是我們沒有宣布的、事實上的‘非洲年’，是中非開啟外交關系50年來最不尋常的一年”。
來生還選“黑非洲”
劉貴今已經年過花甲，1.75米的身材總是那么削瘦。長年在非洲的艱苦環境里工作，讓他積勞成疾。他眼睛高度近視，腰椎動過手術，還患上了糖尿病。然而，他依然機智幽默，言談間的活力勝似年輕人。
“年輕人才是祖國的未來，外交的希望也在年輕人身上。”說起對青年外交官的培養，劉貴今有自己的法寶。
駐外時，他在使館里辦了兩個活動，第一個就是“青年外交官演講”。每周，無論工作有多忙，他都安排好固定的時間，讓各處室派一名35歲以下的年輕人，上臺講解事先布置的調研題目。另一個高招就是舉辦“青年讀書會”。劉貴今酷愛讀書，涉獵廣泛，其他館員深受影響。“青年讀書會”是年輕人自己組織起來、使館人人都參加的研討會，每兩周一次。有時，劉貴今還會請國內團組的專家到使館去介紹情況，發表看法。
把希望寄托于下一代的劉貴今，談及自己的兒子時，卻充滿了歉疚和感嘆。在鏡頭上，外交官們始終西裝革履、風度翩翩，然而在生活中，他們時時要面對“國家”和“小家”的取舍問題。1981年，劉貴今和夫人雙雙前往肯尼亞時，兒子才3歲，只能寄養到上海的親戚家。此后6年多的時間里，遠在千里之外的夫妻倆，只能通過信件、照片和錄音帶，來排解他們對孩子的牽掛。“等到我們從肯尼亞回來的時候，他已經對我們生疏了。”
為能照顧兒子，劉貴今和夫人決定，兩人輪流駐外，他去埃塞俄比亞，夫人就留在國內。直到他去津巴布韋當大使的第一年，夫人親眼看著兒子走進清華大學建筑系后，才放心地飛到使館，和丈夫團聚。
盡管夫人在常年的奔波中患上了冠心病，但如果讓劉貴今再選擇一次，他依然義無反顧地選擇“黑非洲”。“我深深熱愛腳下這片熱土，非洲是一個充滿生機和希望的大陸，盡管她也有苦難、戰亂和落后，但是從發展的眼光看，她資源豐富、疆域遼闊，有巨大的發展潛力和后勁；我也深深熱愛非洲人，他們天生有一種樂觀、豁達的精神，不知愁，不怕苦，友善，不抱成見，和他們很容易打成一片，確實是中國人真誠的朋友。”（作者為外交部一等秘書）
背景資料：
中國特使
特使一般是指擔負特殊外交使命的臨時代表，由一國政府以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的名義派出，在履行任務時享有外交特權，完成所擔負的任務，使命即告結束。此外，有的國家還根據需要設有常設特使。
中國現在常設的外交代表（即通俗所講的“常設特使”）有三個：中東問題特使（孫必干）、朝鮮半島事務特使（陳乃清）、非洲事務特別代表（劉貴今）。三位特使所擔負的使命不同，名稱也有差別。
達爾富爾
達爾富爾地區位于蘇丹西部，面積約50萬平方公里，人口600多萬。這里居住著80多個部族，其中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多居住在北部，而信奉基督教的土著黑人則住在南部。
達爾富爾地區曾經雨水豐沛、土地肥沃。20世紀六七十年代，隨著人口膨脹、放牧過度，這里的荒漠化現象不斷加劇，慣于逐水而居的阿拉伯牧民被迫南遷，并因爭奪水草資源與當地黑人部落發生沖突。由于長期以來該地區部族間武裝沖突不斷，致使許多地方一直處于無政府的混亂狀態。（來源：環球人物 編輯：肖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