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體操聯合會３０日公布了對中國裁判邵斌改分一事的處理決定，引起廣泛的關注。在沉默了一天之后，邵斌本人及其律師肖磊３１日接受了新華社記者的專訪。他們認為國際體聯作出的裁決缺乏依據，“非常可笑”；關于上訴的問題“正在考慮中”，而國際體聯不負責任的決定“讓人失望”。
國際體聯３０日在其官方網站上公布了對邵斌改分一事的處理決定，裁定他在去年廣州亞運會體操比賽中存在擅自改分的“欺騙”行為，邵斌的國際裁判等級由二級降至四級。除了失去參加世錦賽等重大國際比賽執法的資格，邵斌還須負責承擔此案的聽證費用７２００瑞士法郎（約合５．６萬元人民幣）。
“國際體聯應該給出讓人信服的證據。我愿意通過媒體進行公開辯論，如果大家都認為我存在失職，那么別說是把我的級別降到四級，就是撤銷我的裁判資格，我也無話可說；但現在，國際體聯的決定顯然是缺乏依據的，他們的處理方式讓人覺得可笑，”邵斌說。
國際體聯的解釋是，在去年１１月廣州亞運會男子自由操決賽中，在選手分數公布之前，“中國的難度分裁判邵斌在既未通知負責完成分的裁判，也未通知高級裁判組的情況下，擅自改動了一個完成分，使得本該獲得第二名的中國選手張成龍得以同韓國選手金洙眠并列第一”。
對此，邵斌給出了這樣的解釋：“按照規定，Ｄ１裁判是不可能一個人單獨完成改分的。依據評分規則的規定，我履行的是Ｄ１裁判的職責和權力，已經通過技術規程允許的同步視頻設備向高級裁判組提出了修正分數的建議；但我不知道當時高級裁判組是如何在履行自己的職責的。隨即我發現打分系統已經解鎖，等于說是可以出分了，這就能理解成我改分是經過許可的。而且，高級裁判的簽字確認，更證明了其有效性。”邵斌認為，如果要追究責任，高級裁判組不能完全置身事外，“國際體聯認為我越權改分，這恰恰是高級裁判組失職造成的，因為高級裁判組在比賽中要及時記錄每一名裁判員的控制分，我提出的改分建議他們是可以看到的，如果不同意，他們也可以馬上鎖定或者取消，但沒有人作出這樣的提示。所以，即便要追究責任，高級裁判組也脫不了干系。”
陸斌的律師肖磊介紹說，國際體聯給出的有具體依據的理由是，邵斌的行為違反了體操評分規則的第二章第五條，“但第二章第五條有好多細則，而且全是關于高級裁判組的職責介紹，在這一點上，國際體聯采取了模糊處理的方式，對疑問采取回避的態度”。肖磊認為，事實上，國際體聯在邵斌改分一事處理上還有諸多不規范之處，如裁判員的職責描述不清、證據采集難以讓人信服等，“甚至開出了７２００瑞士法郎的聽證費單子卻不列明詳單。而且，紀律委員會在聽取男子技術委員會主席斯托伊卡的證詞時，他明確表示手上沒有證據；此外，當時現場的Ｅ組裁判全都沒有進行調查了解情況”。
邵斌表示，在４月底參加了國際體聯在洛桑總部舉行的聽證會后，原以為５月份就可以有結果，自己也對判決結果頗有信心，“沒想到結果遲遲出不來，甚至在３個月的最長規定期限內都沒有出來，而是４個月之后給出了這樣一個可笑的結果，確實很納悶”。
國際體聯提出，邵斌有權在９月９日午夜之前提出上訴。對此，邵斌說：“正在考慮中，去不去一時還不能確定。第一次判決結果都不是按照事實下的結論，很讓人失望。繼續上訴，還是要在國際體聯主觀臆斷的框架下進行，我作為個人，在精力、經濟上無謂地進行投入意義不大，太折騰。”
肖磊解釋說，國際體聯的處罰與申訴法律程序主要有三個層次，“首先是聽證程序，聽證結果出來后，受處罰者可在２１天內上訴。國際體聯內部會進行重審，雖然重審會換一批人員，但仍在國際體聯內部進行；只有當內部重審依然不服時，才可以向國際體育仲裁法庭提出上訴，然后進行第三方監督下的控辯。這個成本是很高的，費用高、耗時長，而且最終的結論是否會被國際體聯采納，也不一定”。
邵斌表示，自己受中國體操協會委派，作為裁判參與亞運會的體操裁判工作，在改分受罰一事公開之后以及國際體聯３０日作出判決后，中國體操協會始終與自己有著溝通。他說：“我覺得有必要對事實的真相作一個說明，讓國人了解事情的原委，我也愿意對自己的話和掌握的資料負全部的法律責任。”
肖磊認為，裁判員作為個人，在國際體聯內部據理力爭，仍顯弱勢，“爭取權利的過程其實也是受傷的過程，我們只希望國際體聯能最終給出一個相對公正的處理結論，而不是荒唐的決定”。
來源：新華網（記者 羅爭光 李麗） 編輯：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