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教工人什么呢？我們經常不斷地向他們說，他們遭受他們的廠主資本家的掠奪，不得不過著牛馬般的生活；其次，向他們介紹外國工人運動史。我們不斷地向他們指出組織起來的意義和方法，時常給他們講課，教他們識字，同時，還教他們習慣于用文字來表述自己的思想，讓他們寫出關于家庭生活和日常生活情況以及工廠里發生的一切不公平事件的書面報告。起初，他們感到有些為難，但后來從他們中間培養出了一些優秀的鼓動員。不過，要找到導師，找到工人階級的真正領袖，那是極其困難的。
我認為，沒有必要開辦所有行業的工人學校，作為第一步，只在那些既沒有工人組織又沒有工人領袖的地方，才需要建立這樣的學校。經驗表明，我們不能建立一般的工人學校，應當只開辦專門學校，如紡織工人學校和鐵路工人學校等等；這種學校是建立產業工會的必要準備階段。
在京漢鐵路工會方面，我們積極進行活動，以便使這些工人同我們建立密切的聯系。我們還特別注意各地所發生的罷工事件。一聽說那個地區的采煤工人和其他工人舉行罷工，我和羅同志〔4〕就立即乘火車奔赴那里，想給罷工者以幫助，可是他們不但不相信能夠從外人那里得到援助，反而懷疑我們是奸細，害怕我們，因此，我們的嘗試沒有成功。
我們為工人階級出版的宣傳刊物，大部分篇幅不多。我們經常鼓勵工人自己寫簡訊，并全部刊登在我們的刊物上或一般的報刊上。我們最初出版的是《勞動者》周刊〔5〕，但出到第六期以后，就被政府查禁了。遭到這次迫害以后，我們的刊物改名為《仁聲》但在第三期以后，由于缺乏經費，只得停刊。我們還出版了一些小冊子，如《工人的勝利》和《五一節》，這些出版物傳播得相當廣泛。可是，我們的主要宣傳工作集中在要求提高工資和縮短工時上，這些要求現在已成為最有效的戰斗口號。
我想舉個例子來證實工人舉行公開示威游行的重要性。正象我已向你們說過的，我們在長辛店播下了宣傳工作的第一批種子，去年五月一日，那里舉行了示威游行。應該稱贊同志們舉行的這次示威游行，這一天召開了有千百個工人參加的群眾大會，工人親自在會上發表了鼓動性的演說，會議持續了三個多小時，可是仍有一些工人沒有來得及發言。群眾大會以后，開始游行，由一千五百名工人組成的游行隊伍，高舉著寫有重要標語的旗幟，唱著革命歌曲，喊著“增加工資、縮短工時”的口號沿街行進。這個事件過后，在不到一個星期之內，工廠車間里發生了十起使管理人員感到極大不安的小型活動。同志們，請注意，我們不得不同尚且沒有紀律的工人一起活動，而幫助他們的最好方法，據我看就是幫助他們組織罷工和游行。我們要積極采取一切能夠加速這一運動的措施。
在知識分子中的宣傳工作
我們曾試圖在知識分子階層中擴大我們的宣傳工作，可是現在印刷所受到監視，因此，不能刊印我們的出版物，我們翻譯了一些小冊子，如《俄國革命和階級斗爭》和《共產黨綱領》等等，但我們的譯文尚未印出。我們只散發了上海印的《共產黨宣言》和《經濟學談話》。《曙光》雜志雖由我們的一同志負責出版，但不純粹是我們的刊物，而是一個混合性的刊物。我們刊登了一些翻譯文章和原著；當羅素教授在上海講學，并宣傳基爾特社會主義時，我們組織了公開辯論，并作為其論敵發表了意見。我們不得不時常公開與無政府主義者以及社會黨人進行爭論，但很少參加筆戰，大部分爭論是公開辯論或私人談話。
近幾年來，公共的普通教育學校在北京顯著地增加了。從前，它們對學生進行了愛國主義教育，我們盡力促使這些學校進行共產主義的宣傳，并且在這方面獲得了部分成績。
我的報告就要完了，我還有幾句話要說一說。雖然我們現在把精力都用在組織和教育群眾的工作上，但同時還應當注意對知識分子的宣傳工作。同志們，黑暗的政治局勢和包圍著我們的腐敗的社會，許多令人難以容忍的社會不公平以及悲慘的經濟生活狀況，所有這一切都是易于引起革命爆發的因素。我們能否利用易于激發起來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能否把民主主義的政治革命引上工人階級社會革命的軌道，所有這一切都將取決于我們高舉紅旗進行斗爭的努力程度。這次成立大會應當具體地解決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切任務，并制定實際工作計劃。大會的責任看來是不輕的。
譯自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檔案的俄文稿
注釋〔1〕本文沒有署名，根據內容判斷，作者為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的北京代表張國燾。〔2〕張國燾的自稱。〔3〕此處俄文稿有誤，應為“前年”。〔4〕即羅章龍。〔5〕應為《勞動音》周刊。 （實習編輯：魏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