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20人，代表黨員994人。這次大會的歷史功績是，總結國共合作一年來的經驗教訓，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和工農聯盟問題，并對民主革命的內容作了比較完整的規定，指出在反對帝國主義的同時，還要反對封建的軍閥政治和經濟關系。但對如何正確處理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過程中的種種復雜問題，大會沒有作出具體回答，對建立政權和武裝的極端重要性仍缺乏認識。
四大選出新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選舉陳獨秀、張國燾、彭述之、蔡和森、翟秋白組成中央局，選舉陳獨秀為總書記。
黨的四大結束后不到兩個月，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引起全國人民的巨大悲痛。國共兩黨組織各界人民舉行哀悼活動，廣泛傳播孫中山的遺囑和革命精神，形成一次聲勢浩大的革命宣傳活動。國民革命的呼聲在全國各地更加高漲。一場新的大規模的革命風暴就要來臨。
全國范圍的大革命高潮，是從1925年的五卅運動開始的。5月15日，上海內外棉七廠工人顧正紅(共產黨員)被日本資本家槍殺。5月28日，中共中央決定30日在租界內舉行大規模的反帝示威活動。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學生舉行街頭宣傳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國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開槍，打死13人，傷者不計其數。此后幾天，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又連續發生英、日等國軍警槍殺中國人的事件。這些事件，激起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怒，形成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的抗議運動。全國各地約有1700萬人直接參加了運動，從通商都市到偏僻鄉鎮，到處響起“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怒吼。
五卅慘案的消息傳到南方，形成有25萬人參加的規模宏大的省港大罷工。罷工工人代表大會決定成立省港罷工委員會，由共產黨員蘇兆征擔任委員長，處理罷工事宜，對香港實行封鎖。在廣州革命政府的支持下，省港大罷工堅持十六個月之久。有組織的罷工工人成為廣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五卅運動的過程中得到很大發展。到1925年底，黨員人數增加到一萬，一些原來沒有黨組織的地方建立起黨的組織。
在五卅運動蓬勃發展的有利形勢下，1925年7月1日，國民政府在廣州建立，汪精衛當選為主席，鮑羅廷被聘為高等顧問。國民政府成立后，將黃埔軍校校軍和駐廣東的粵軍、湘軍、滇軍先后改編為國民革命軍6個軍，共8.5萬人。共產黨員周恩來等擔負起國民革命軍中的政治工作。在此前后，國共兩黨通力合作，經過兩次東征和南征，消滅盤踞東江一帶的軍閥陳炯明部和廣東南路的軍閥鄧本殷部，并平息滇軍、桂軍在廣州發動的叛亂，統一了廣東革命根據地，為舉行反對北洋軍閥的戰爭準備了比較可靠的后方基地。
伴隨著革命運動的迅速發展，國民黨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在滋長。更為嚴重的是，蔣介石因在創建黃埔軍校和統一廣東根據地過程中的作用，以及謀取主管軍事的權力，其影響和地位已大大增強。他開始加強對共產黨的限制，反共面目越來越明顯。
在國民黨新老右派變本加厲的反共活動面前，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央，共產黨如果同國民黨新右派進行斗爭，必將導致國共關系破裂，因而主張妥協退讓。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也堅持這種意見。中共中央只能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使得妥協退讓的意見在黨內占了上風。
1926年1月，國民黨在廣州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共中央妥協退讓的結果，使國民黨右派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中占了優勢。3月18日，國民政府海軍局代理局長、共產黨員李之龍奉命派中山艦到黃埔后，立刻謠言四起，說是要劫持蔣介石。3月20日，蔣介石以所謂中山艦事件為借口，在廣州實行緊急戒嚴，監視并軟禁共產黨人，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和蘇聯顧問辦事處。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代表妥協退讓的結果，使共產黨員被迫退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這一事件后，汪精衛稱病去職，蔣介石為取得最高權力又邁進了一步。在5月15日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蔣介石提出所謂《整理黨務決議案》。由于中共中央的妥協退讓，決議案獲得通過，擔任國民黨中央部長的共產黨人都辭去職務，蔣介石卻擔任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兼軍人部長，隨后又當上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成為掌握最高權力的人物。
中山艦事件發生后，蔣介石的立場進一步轉到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方面。但是他的實力有限，還需要得到共產黨和蘇聯的支持，因此沒有立刻同共產黨公開分裂。這時已到北伐戰爭的前夜。北伐的軍事指揮權主要掌握在蔣介石手中這個事實，表明革命形勢雖然在迅速發展，但已經埋伏著嚴重的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