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出西安奔向紅區
1937年4月底的西安,細雨霏霏。透過雨霧,能望見圍繞西安的古城墻。只要越過那道城墻,三個小時車程之外就是三原,三原目前仍在楊虎城軍隊的手里。從三原再走幾里路,就可以到達云陽村,彭德懷率領紅一方面軍就駐守在那里。所以對海倫來說,最難的問題在于,如何才能出得去那座城門。
無論她走到哪里,都有兩名警察緊緊跟隨。每到一處,他們一個往門口一站,另一個就守在海倫身邊。車子一停,一名警察便飛快跑到附近有電話的地方向警察局長匯報行蹤,還總不忘說一句“我們平安無事。”海倫意識到,監視她的警察們其實也很緊張,似乎覺得她會給他們帶來極大的危險。沒準,他們以為隨時可能會有人來襲擊他們,幫助這個美國女人逃跑呢。
但事實上,不可能有這種事發生。以前幫助過埃德加的少帥張學良,此刻已成為蔣介石的階下囚,他的軍隊幾乎全部離開了西安,正沿著隴海線向安徽進發。而在西安的外國傳教士們,因為擔心在這個非常時期受到牽連,也對海倫十分冷淡,不會來幫助她。
接下來,由海倫的侄女謝莉爾·比紹夫講述給記者的故事,堪稱傳奇——
多虧了西京招待所的周經理,將一個名叫肯普頓·菲奇的美國青年介紹給海倫。菲奇是一家美國公司西安辦事處的經理,其父是中國基督教青年會的領導。菲奇并不贊成海倫冒險,但他古道熱腸,認為自己有義務幫助一位身處困境孤立無援的女同胞。
二人商定的逃跑時間是半夜12時45分。此前一兩天,海倫故意放出風聲麻痹身邊的監視者:由于城里的傳教士們態度很不友好,她準備啟程回北平。她還把住房從二樓搬到一樓,故意晚睡晚起。
到了與菲奇約好行動的那一天,不巧的是,恰好與楊虎城將軍離開西安是同一天。當局擔心楊將軍駐守在城里的余部可能發生騷亂,于晚間8時左右忽然宣布了全城戒嚴令。就在海倫準備翻墻逃跑的地方,有一隊憲兵在來回巡邏。
12時45分,菲奇的訊號并沒有如約出現。放棄逃跑計劃嗎?海倫實在不甘心,她知道如果這次進不了紅區,那些紅軍將領一旦結束了在延安的會議,回到各自的前線,就很難見到他們了。
她決定冒險一試。她用盡平生之力吸了一口大氣,跳出窗外。街上約莫有十多個執行任務的憲兵,從圍墻內就可以望見他們的鋼盔,海倫知道翻墻而出是不可能了,她作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走向大門口。
大鐵門沒鎖,她扭開了門。站崗的幾名警察問:“你上哪兒去?”
“我回家去,”當然是用中國話回答,“這兒有洋車嗎?”
剛巧街那邊孤零零地來了一輛洋車,海倫壯著膽子喊:“洋車,來,來!”
“東大街!”海倫胡亂說了一個地址,車夫一鉚勁兒,洋車就離開了西京招待所。不知為何,那些警察竟未加阻攔。
因為戒嚴,大街上冷冷清清。洋車拉著一名戴墨鏡的外國女人,在夜色中漫無目的地行進。沒有菲奇接應,海倫壓根不知道該往哪里走!就在她陷入絕望的時候,一輛自行車從跟前飛馳而過,騎車的人正是菲奇!原來,他因為無法靠近圍墻,又等不見海倫,正打算回家睡覺。
在菲奇的引領下,海倫終于見到了愿意送她去三原的汽車和汽車司機,司機是楊虎城將軍手下的人。第二天一早,汽車威風凜凜地駛過一道道城門,出城而去,差點撞到城門外一隊修路的士兵。“帶軍事通行證的汽車,就得這么開。”司機給海倫和菲奇上了一課。
汽車一路顛簸開到三原,按照手上的地址,海倫他們找到了城門附近的一間小客棧,這里是紅軍駐三原的辦事處。一位頭戴紅五星軍帽的年輕哨兵出現在他們面前。菲奇眼疾手快,搶前一步,一把抓下哨兵的軍帽,跳上汽車,絕塵而去。他必須在警察開始調查前趕回西安。那位年輕哨兵被搶走了軍帽,茫然地撓著腦袋,一頭霧水。
“延安是我的地盤”
從三原、經云陽到達延安,休息了一宿之后,海倫的頭還是昏昏沉沉的。但一大早,毛澤東和朱德就要來她居住的院子里,歡迎她的到來。
此時,海倫腦子里蹦出的第一個問題竟是:“我是應該重新涂上唇膏,還是該把殘留的唇膏擦掉?”作為一個年輕的西方女性,在交際場合涂唇膏幾乎是一種本能,但此時此刻,她也不希望被誤認為是與此地格格不入的資產階級女郎。思量再三的結果是,她什么也沒有做。
在回憶錄里,海倫這樣記述她見到兩位革命領袖時的第一印象:“朱德雙手插在袖筒里,謙遜地坐在破舊的桌子后面,他的平頭上依然戴著帽子。而毛澤東把他的椅子拉離桌旁,摘下他柔軟的紅星帽,讓濃密得令人吃驚的黑發滑落到耳旁。”
隨后的幾天里,海倫忙得不可開交,大部分時間用來結識各式各樣的人。一次又一次熱情的握手,把手都握腫了。
延安的保衛部門為海倫派了一名警衛員。第一次見面,小伙兒敏捷地給海倫行了個軍禮,然后紅著臉、羞答答地站著。
“你叫什么名字?”海倫選擇了自認為說得最好的一句中國話問他。
沒想到,小戰士說了一句“對不起”,便慌忙奪門而出。兩分鐘后,他和海倫的翻譯一起回來了,翻譯說:“你的新警衛讓我告訴你,他不懂英語。”那一刻,海倫覺著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空前嚴重的傷害。
不過海倫很快意識到,也許不是她的中文發音出了問題,而是因為紅軍士兵們來自五湖四海。操著各地方言的人們聚集在一起,如何解決溝通上的困難,這在海倫看來是件饒有趣味的事。她的結論是,紅軍中人人都用耳朵來學各種方言,但卻繼續使用自己的方言,中間需要一個“腦譯”過程,而大家都很習慣,是因為每個人都揣著一顆真誠的心,彼此交流。
對海倫來說,紅軍的一切都是新鮮的,是值得記錄的:“在延安,紅軍當然沒有酒,甚至也沒有茶;他們喝白開水,他們都是志愿兵,沒有薪水。他們展開小組競賽和作鑒定,每分鐘都以此為享樂。”
海倫還驚訝地發現,紅軍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樣閉塞和土氣,他們也愛好“摩登”的東西。“每個人都夢想在自己口袋上別一支鋼筆,即使是不能用的也想得到一支。”她甚至被卷進了一場爭論,論題是:沃特曼牌鋼筆好用,還是派克牌好用?
“當他們參加運動或演練時,每個人都愿意穿上適應運動場合的白色運動短褲和鮮紅色印有圖案的上衣,兩邊還有條紋。”衣褲上印著的一種胖胖的小動物圖案讓海倫覺得十分眼熟,似曾相識。
“那個滑稽的小動物是什么?”她問一名戰士。
“是米老鼠。”
海倫恍然大悟,那的確是只米老鼠,不過像是一只上了年歲的中年米老鼠。
海倫當年住過的窯洞,在鳳凰山的半山腰上,今天已無跡可尋。據延安革命紀念館副館長霍靜廉說,那里離毛主席的窯洞挺近,大概一兩百米。
海倫在回憶錄里曾不止一次提到那間窯洞:“屋子的一角凹進去一塊,算作是臥室了。炕是一個磚砌的高臺,我把帆布床放在上面,床腿擱在四只裝滿煤油的香煙筒里,這對蹦得很高的跳蚤一點阻擋作用也沒有,但可以防止蠕動的小蟲子爬上來。”每天早晨,海倫要把放在高處的鞋子拿下來,倒著晃一晃,看看有無蝎子和蜈蚣爬進去。頭頂上的天花板是一塊下墜的白布,老鼠徹夜沿著椽子跑來跑去。
盡管如此,海倫依然熱愛延安。她曾飽含深情地寫道:“延安城的位置宛如鑲嵌在城墻上的珠寶和戴在群山上的王冠。這座城市以它美麗的容貌而驕傲,雕刻華麗的大理石牌樓橫跨狹窄的街道,一座座磚砌的瓦房有圍墻相間。”當時的延安還沒遭日軍飛機狂轟濫炸,完整地保存著宋元古風。
幾十年以后,由海倫拍攝并保存下來的延安古城照片成了這座城市最珍貴的記憶。在今天的延安和延安大學,學者們正在開創一門名為“延安學”的學問,他們對于海倫·斯諾的著作都很熟悉,因為她的著作是多年來第一部描寫延安的書——而她的丈夫采訪紅軍時,延安還在東北軍管轄之下。
“埃德加的地盤在保安,延安是我的地盤。”海倫在世時不止一次這樣說,語氣中充滿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