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肯尼亞內羅畢的一家手機專賣店，售貨小姐展示中國的海爾手機（2005年9月20日攝）。小至搪瓷盆、鞋油和服裝，大至電視、卡車，越來越多中國制造的商品已經融入非洲人的生活。
起點之三：走向縱深的改革開放
深度市場化改革與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體系，成為中國下一步改革發展的重要起點。
所謂深度市場化改革，在經濟學者常修澤看來包含兩方面情況：一是市場化改革從商品市場向要素市場推進；二是所有制改革從競爭性領域向壟斷性行業延伸。
以要素市場改革為例，其最突出的莫過于資本市場的日新月異。隨著股權分置改革的完成，中國資本市場迎來了罕見的牛市：截止到今年9月27日，我國滬深兩市個人開戶數已突破1.25億；9月21日兩市總市值超過24.5萬億元，超過年GDP總量；上證綜指更是從年初的2700點，一躍而至9月底的5552點。
股票市場之外，以利率市場化改革、人民幣匯率改革及國有銀行改革為內容的金融體制改革，這五年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性進展：根據宏觀數據波動確立的利率微調機制；以“主動性、可控性、漸進性”為原則的人民幣匯率改革；以及通過海外上市完善國有商業銀行內部管理的改革思路等，都在相當程度上提升了國內金融業的管理水平和全球競爭力。至于勞動力、人才、科技、房地產等其他要素市場，五年來也在可能的范圍內有了不同程度的推進。
而壟斷性行業改革，盡管力度和成效不像要素市場那樣突出，但在領域和深度上也有所拓展，常修澤將其歸納為四個方面，即政企分離的郵政體制改革、涉及資源的國有林權改革、油氣市場的適度放開，以及電力、電信、民航、鐵路等行業不同程度的改革推進。
與此同時，我們必須看到，上述被作為成績的改革啟動，同時也是我國下一步改革的難點所系。其原因在于，29年的市場化取向改革之后，已使我們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框架，淺層次的體制機制弊端已被去除；而剩下的改革，要么受限于總體的市場經濟的發育水平（比如對市場化程度要求較高的科技市場和人才市場）；要么面臨中國的特殊國情（比如土地市場）；要么則需要相關的政治體制、行政管理體制及社會領域改革配套進行（比如壟斷行業改革）。
也就是說，上述改革，目前不少還停留在“破題”后如何進一步推進的層面，因而對其暴露的問題，我們必須有冷靜客觀的認識：問題暴露了，總比隱蔽于公眾視野之外更有利于革除積弊。而面對日益暴露的問題，我們要做的是，明乎改革方向，堅定不移地向弊端產生的體制根部掘進，同時積極推進相關領域的配套改革，注意動員各種社會力量參與改革，防止出現改革決策被利益集團主導的局面。
由此，與上述改革直接相關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都成為下一步中央的關切所在。而事實上，我國上述領域的改革實際上已“潤物無聲”般走上前臺，這既是市場化改革深度推進的必然結果，也是開放對執政能力素質的倒逼，同時，也是中國共產黨人面對新形勢的主動選擇。
五年來的對外開放成績，用常修澤的話說是“值得濃墨重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即在于，2002～2007的五年，恰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五年，中國的開放進程，被以“承諾時間表”形式納入全球開放進程，中國的市場化之路已“開弓沒有回頭箭”。
也正因此，開放的意義，當然不局限于年均30%左右的出口增長，累計超過7000億美元的外資引進，以及超過1.3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盡管這在相當程度上成為我國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開放的更深層意義，在于其對國內改革形成的倒逼機制。事實上，舊體制具有巨大的體制慣性與惰性，而開放倒逼改革，用常修澤的話說是，“與其說是對經濟運行機制的促進，不如說是對舊有制度體系的挑戰”。事實上，五年來取得突破性進展的金融改革，便是開放倒逼改革的經典例證，相應的還有國企產權改革，政府管理體制改革等。
因此，進一步提高對外開放水平，以開放促進國內產業結構升級和競爭力提高，應成為這五年及今后對外開放政策的重要著力點。這方面五年來有爭論，但更根本的解決之道不是對外資關門，而是要眼睛向內苦練內功，以更好的引資策略和手段，吸引對中國發展有益的資金、技術與人才。
起點之四：日益復雜的內外環境
29年的市場化取向改革，必然帶來既有社會利益格局的深刻調整，而隨著全面競爭機制的引入，以及既有分配體系中尚未革除的體制積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收入分配差距在不斷擴大。國家發改委近期有關調研顯示，目前城鎮最高與最低收入10%家庭間的收入差距9.2倍，如果城鄉合計，這個數字有可能多至21倍；此外，用以衡量一國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數，中國也早已超過了0.4的警戒線。
而大規模的城市化、工業化進程，又使數以億計的農民離開土地向非農產業轉移，加之國際化、信息化的快速推進，使得“各種本應在不同發展階段出現的問題，集中在同一現實時空”，社會階層和利益群體日益復雜多元。
多元的社會階層和利益群體，首先是中國市場化改革之必然，其在某種程度上是對舊有體制下單一體系的豐富，有利于建立多層次立體化的社會供需格局。
但不同階層不同利益群體間，其利益訴求也必定多元，有時甚至截然相反，比如勞資雙方等。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學會在復雜情況下處理摩擦、矛盾乃至沖突。而這一切，對于社會組織發育不完全，政府體制又尚未實現成功轉型的中國而言，無疑是一個新的課題。
與此同時，日益多元的利益格局，加上“坐四望三”的經濟總量，也使我們與世界的關系變得更為復雜與微妙。
“中國是個威脅，中國是個顧客，中國也是個機會。你要成功，就必須把中國變成你的一部分，你絕不能忽視中國”——以一本《世界是平的》風行全球的美國趨勢大師托馬斯佛里德曼，在其書中曾這樣轉述管理大師大前研一有關中國的一段評述；而托馬斯自己，則在前不久夏季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發表了與美前副國務卿佐利克極為相近的觀點：“在高度變動的后冷戰時代，很多棘手的事情都需要中國扮演積極參與者而非搭便車的角色，中國應意識到自己是世界大國，應負起與美國一道穩定世界的責任”——觀點不無偏頗，卻在今天的西方頗具代表性。
而如何在經濟總量已位居世界前四的起點上，正確判斷和調整自己與世界的關系，從而創造性地營造有利于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對于中國未來的發展至為關鍵。
新挑戰期待“解決智慧”
新起點，必然存在新的矛盾與挑戰。常修澤教授將其概括為以下三點：
一是目前中國發展運行軌跡與國際通行規則之間的矛盾；二是人民群眾對于公共品與公共服務日益增長的需求與政府供給不足之間的矛盾；三是資源環境約束與中國未來可持續發展之間的矛盾。而所有這些矛盾，雖不始自今天，卻隨著改革的深化，經濟總量的擴大，以及人民需求的升級，而變得前所未有地直接與尖銳。
也因之，在這個承上啟下的新起點上，“發展仍是硬道理”，是解決諸多問題的物質前提。
在前不久結束的夏季達沃斯論壇上，畢業于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的《財富》雜志編輯錢德勒講過這樣一段話：我當本科生時，大家都想學日語。畢業15年后我回到學校，發現好多日語老師都失業了，日語班只剩下30個人；但是漢語班卻有120個人，門外還有200多人在排隊——不管你承不承認，這就是中國的軟實力。
有這樣軟實力的中國，面對新起點上的新問題，無疑有更多的“解決智慧”。
（編輯：王晶 來源：新華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