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一制度設計中，眾議院的權限名義上凌駕于參議院。首相人選、政府預算案以及條約的批準，均以眾議院表決結果為最終議決。但是，預算案相關法案以及其他普通法案的通過，必須同時得到參議院的支持，除非執政黨在眾議院擁有三分之二以上席位。更極端的情況下，即便執政黨在眾議院擁有絕對多數地位，參議院可以利用最長拖延審議60天的規定，拖到當屆國會閉會，法案自然“流產”。
因此，幾乎與日本首相更迭劇相伴，近年頻頻見諸報端的一個名詞就是“扭曲國會”，即執政黨和在野黨分別控制國會眾議院和參議院。在這種背景下，2007年后的兩年，安倍、福田、麻生三名自民黨首相先后黯然下臺。到2009年，民主黨贏得眾議院選舉，首次上臺執政，并一舉掌握了眾參兩院控制權。然而，好景不長，2010年參議院選舉中，自民黨卷土重來，“扭曲國會”再現。此后，自民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輪到鳩山、菅直人品嘗“扭曲國會”之苦。
日本首相“生產線”的另一缺陷與黨首選舉制度有關。原則上，日本首相任期與4年一屆的眾議院同步。首相中途辭職的話，除非同時宣布解散眾議院，否則繼任首相仍從執政黨內產生。以這次民主黨代表選舉為例，新的黨首由民主黨國會兩院議員投票產生。這就意味著，不受首相解散權制約的參議員與受到制約的眾議員的選票分量一樣。由于新黨首即事實上的新首相，這就有悖眾議院在首相人選中擁有決定權的制度設計。
于是，日本的參議院和參議員因為不受首相解散權的制約，某種意義上成為日本政局“暴走”的重要誘因。
這也帶出了另外一個后果，即除了4年一次的眾議院選舉和3年一次的參議院半數改選外，日本選民對政治的發言權被實質架空，政治在某種意義上成為各黨職業政客爭權奪利的游戲，這反過來導致普通民眾對政治的疏離和厭惡。
而從這種政治叢林中殺出來的新首相，為制衡國會和黨內反對力量，容易傾向于依賴“人氣”戰術博取政權支持，這在以往小泉執政時表現突出。
就此，日本《朝日新聞》評論主筆若宮啟文等人指出，日本政治現狀“極度劣化”，亟需對眾參兩院的權力架構和現行選舉制度進行根本改革。
（來源：新華網 編輯：陳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