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急切地期待著中國迅速擺脫困境，邁開大步前進。但是，由于五十年代后期以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左”傾錯誤的長期影響，個人崇拜仍在束縛著一些人的頭腦，撥亂反正每前進一步，都十分艱難。揭批“四人幫”，受到“兩個凡是”方針的限制；平反冤假錯案，一遇到毛澤東批準的、定了的案子，便不準觸動；在科學、教育、文化領域進行撥亂反正，也有人拿出毛澤東批過的文件進行阻撓。在生產(chǎn)上，混亂狀況有所好轉，國民經(jīng)濟得到比較快的恢復，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但又發(fā)生急于求成的傾向，加劇了國民經(jīng)濟的比例失調。
這樣，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的兩年間，黨和國家的工作雖然有所前進，但并沒有從指導思想上徹底清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實現(xiàn)歷史的轉折，而是繼續(xù)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左”傾理論，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框架內“抓綱治國”，結果導致在前進道路上出現(xiàn)徘徊局面。歷史和現(xiàn)實的要求是，黨必須從指導思想上徹底清理“文化大革命”時期和多年來的“左”傾錯誤，在總結建國以來成功和失誤的歷史經(jīng)驗的基礎上，按照中國的實際情況，探索出一條能使生產(chǎn)力得到更大發(fā)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較快提高的新道路。
作為毛澤東臨終前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斗爭中是有功的，也試圖結束“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亂，使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得更快一點。但是，他沒有能從根本上認清“文化大革命”的危害，特別是沒有認識到毛澤東晚年提出“無產(chǎn)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理論”的錯誤，未能解決既要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又要維護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地位這個復雜的問題，因此也就無法承擔起撥亂反正、帶領全黨走向轉折的重任。
面對“兩個凡是”造成的思想阻礙，人們開始感到，要徹底澄清林彪、“四人幫”造成的思想混亂，不能不首先解決這樣的問題，即:究竟應當用怎樣的態(tài)度對待毛澤東的指示?判定歷史是非的標準到底是什么?在廣大干部群眾對撥亂反正的強烈要求下，一批干部和理論工作者開始掙脫“兩個凡是”的束縛，在不同場合討論關于真理的標準問題并醞釀撰寫文章。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fā)表經(jīng)中央黨校副校長胡耀邦審定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文章鮮明地提出:社會實踐不僅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而且是唯一的標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寶庫不是一堆僵死不變的教條，對“四人幫”設置的禁錮人們思想的禁區(qū)，要敢于觸及，弄清是非。盡管文章只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作正面闡述，實際上卻批判了“兩個凡是”，因而立即引起“兩個凡是”同實事求是兩種觀點的激烈爭論。由于“兩個凡是”的影響相當頑強，該文的觀點受到一些領導人的強烈指責。真理標準討論面臨著巨大壓力。
在此關鍵時刻，鄧小平對這場討論給予了及時而有力的支持。1978年6月2日，他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的講話中著重闡述毛澤東關于實事求是的觀點，批評在對待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問題上“兩個凡是”的錯誤態(tài)度，號召“一定要肅清林彪、‘四人幫’的流毒，撥亂反正，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此后，《解放軍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報刊連續(xù)發(fā)表文章，一批老同志以不同的方式支持或參與討論。在老一輩革命家的支持下，中央各部門、地方和軍隊的負責人相繼發(fā)表講話或文章，表明支持的態(tài)度；理論界、學術界、新聞界站在討論前沿，踴躍參與。這場討論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表明真理標準問題已不僅是一個理論觀點問題，而是關系到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政治問題。在多種力量的推動下，“打破僵化”、“解放思想”的呼聲越來越高，開始打破“兩個凡是”和多年來盛行的個人崇拜的禁錮。真理標準討論為黨重新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糾正長期以來的“左”傾錯誤，實現(xiàn)歷史性轉折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