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短視民主”是“游戲民主”和“金錢民主”的孿生兄弟。

大多數西方國家經濟今天都成了寅吃卯糧的債務依賴型經濟。從政治角度來看，政客為了拉選票競相討好選民，開出各種各樣的福利支票，耗盡了國庫，到頭來還是要老百姓來埋單。美歐各國債務危機、財政危機某種意義上就是這樣形成的。

美國《時代》周刊發表《民主能解決西方的經濟問題嗎？》一文指出：“大西洋兩岸的政治問題有著相同的癥結，即現代民主國家選舉政治的要求，西方政客們將選舉勝利這種狹隘的利益看得重于更大的國家長遠利益，他們關心的不是削減赤字，提升經濟競爭力，或者推動歐洲一體化進程，他們的眼光最遠也就是停在下一次選舉計票上。”

當然，決策的短視也有更廣泛的社會背景。相對于社會整體利益，個人的權利是絕對的，個人自由、社會福利等權利幾乎被絕對化。英國歷史學家弗格森認為，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一種文化的變遷。西方已經遠遠背離了在工業化、海外擴張、大規模戰爭的“輝煌時期”面向未來的自我犧牲精神。于是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一種趨向“自我一代”的文化變遷，立刻消費，活在當下。

瑞士圣加侖大學哲學教授迪特·湯美指出，如今在西方，大家感覺每個人都應該像資本家一樣，不受限制、獲取自身利益最大化、以利潤為導向，資本家的生活方式滲透到普通階層人的生活中，許多本來可以讓生活更美好的價值觀念被邊緣化了。

六

國際金融危機也是一場精神層面的危機，西方國家民眾對民主制度的信心不斷減弱。

面對這一現實，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教授、美國前勞工部部長羅伯特·賴克強調，幾十年前絕大多數美國人認為其民主政府是為所有人謀福利的，但是幾十年后的今天，這種信心普遍發生動搖——在絕大多數人眼里，政府由極少數大型利益集團操控，是它們謀求私利的工具。

早在2008年之前，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魯格曼就嗅到了危機氣息。他認為，國際金融危機的先兆和1929年的經濟危機如出一轍，即財富集中到少數人手里，制度和政策偏向于富人，政府在某種意義上已經被金融資本綁架。克魯格曼詳細考察美國從19世紀末到21世紀初政治經濟關系后，得出一個結論：是不平等的政治在決定不平等的經濟，而不是相反。無論是歷史事實還是理論都清楚表明，經濟出了問題，往往是政治先出了問題，而社會出了問題，乃是它們的綜合癥狀。

近年來，西方國家社會輿論對昔日視為金科玉律的選舉制度的分析愈加深刻，變革的呼聲持續升高。但是，變革的步伐迄今仍十分緩慢，不是陷入政治癱瘓，就是只能拆東墻補西墻。正如愛爾蘭歐洲事務部長所警告的那樣，西方國家政府正在變成“民意的綿羊”。

國家發展大局被不同群體選民的選票利益撕裂，被體制弊端牢牢纏住。這樣的政治氛圍，不大可能產生出具有強大動員力和執行力的政府，也不斷放大著政治體制的缺陷，一盤散沙成為西方社會的突出特征。

七

美國《新觀點季刊》主編內森·加德爾斯一針見血指出：西方民主制度屈服于即時新聞和一人一票的“短期暴政”，導致民粹主義泛濫，這種制度缺乏長期思考、策劃，缺乏持續統治的政治能力。

民主的優劣是靠實踐來檢驗的。

扭曲的民主結不出好果子，不可能得到認可，更無普世價值可言。

為全體人民謀福利、給國家帶來長遠發展前景的民主，才是真正的優質民主。

（來源：人民網）

《環球時報》：西方政治體制陷入六大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