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熱衷放高利貸?
個別國有擔保公司和財務公司參與其中
高林告訴記者,盡管不堪利滾利重壓,但眼下找他幫忙牽線借高利貸的企業卻一天比一天多,而高利貸的利息也“一天一個價”地上漲。“企業太需要錢了,‘錢荒’超出了人們的想象,很可怕。”
“銀根收緊的時候,銀行貸款首先滿足政府的項目需求和大企業需求,被擠壓的是小企業,這是肯定的。因為政府的項目是壓不下來的,而貸給大企業的成本和風險都遠比中小企業的低。”溫州市金融辦主任張震宇對《中國經濟周刊》說。
根據溫州市經貿委調查的結果顯示:認為當前資金面偏緊的企業占了42.9%,企業資金缺口平均約為10%,而企業的貸款滿足率僅57.4%。受調查的企業大部分是億元以上的規模企業,貸款滿足程度相對較高。事實上,更多的中小企業目前的流動資金已較為緊張,借貸利率明顯攀升。
一邊是不斷收緊的貨幣政策,另一邊是中小企業對資金的饑渴,這使得民間借貸的利率水平非理性上漲。
根據《中國經濟周刊》采訪調查,浙江民間短期借貸的利率水平已達5分、6分,甚至高達8分、10分。半年以上的貸款利率水平也有3分、4分。
在民間資本最活躍的溫州,據統計,截至2010年底,溫州的融資性中介機構數量達1879家,包括186家擔保公司、1088家投資(咨詢)公司等。
在民間,這些機構被稱為“地下錢莊”,也被概稱為“擔保公司”。2011年,這些機構的數目一直在增長。
“很多勞動密集型企業,實業不做了,去做拆借。因為實業的利潤太低,最多不超過10%。為什么那么多擔保公司,生意還那么好?因為(中小企業)太缺錢了。”溫州某制鞋企業的老板張自強向記者表示,他“所認識的幾乎所有擔保公司都在放高利貸”。
擔保公司,原是為了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為中小企業融資提供信用擔保的第三方。而如今,它成為了高利貸融資鏈條里最積極的推動者——負責通過各種渠道湊集資金,再通過各種方式將錢以高利貸出去。
以一個注冊資金1億元的擔保公司為例,按照有關規定,可以擔保8個億到10個億,但銀行為了降低風險,往往將擔保的額度降低。1億元的資本金放著不能動,假設擔保一個億,擔保的收益率大概在2厘到3厘,收益最多僅為300萬;假設擔保10個億,收益最多也僅為3000萬,這已經是理想狀態,在現實中很難達到。再減去運營成本,利潤空間很有限。
而從制度的設計上看,擔保需要承擔的風險和借錢出去承擔的風險幾乎相同。
所以,從收益和風險比例來看,沒有人會愿意讓1億的資本金睡大覺,錢生錢的游戲其實很簡單。高林表示,如果把這一個億拿來拆借,它的利息是5分到6分,和擔保業務相比,放高利貸更具有誘惑性。
“這個誘惑太大了!”張自強說,他身邊做實業的老板,有閑余資金的,都成立了擔保公司或類似的融資中介了。
高林向記者透露,在浙江,一些國有擔保公司和財務公司也在利用國有資金偷偷放高利貸。“例如,有一家注冊資金為9000萬的行業性擔保公司,就將這筆資金高利貸借給其他擔保公司,再由其他擔保公司以更高的利率放出去。”
針對這種亂象,在3月中旬,銀監會在系統內下發了一份通知,要求銀行業金融機構應注重對融資性擔保機構資質的審查,擔保公司必須在2011年3月31日前完成規范整頓,達到監管要求,才能獲得準入牌照。
但事實上,在浙江,這次整頓并沒有顯著成效。根據高林透露,只要成為相關協會的會員,繳納一定的會員費用,辦理擔保公司的一切手續均開綠燈。在整頓之后,他還成功辦理了多家擔保公司的注冊登記。而這些公司做的都是拆借業務。
高林從銀行辭職之后,很多擔保公司向他伸出了橄欖枝,給出的條件頗為誘人:副總+頗豐的年薪+提成+股權。這樣的待遇不會比銀行差,壓力卻比銀行小得多。
“很多擔保公司的老板并不專業甚至盲目,他們只看到其中的利潤空間很大就去做了,但實際上無論是從人脈還是專業的角度,他們都很需要我們這樣的人幫忙。”高林的很多同行和同事從2010年下半年開始,較為集中地從銀行辭職,跳槽加盟擔保公司。
采訪中記者發現,在高利貸融資的鏈條里,銀行業主動或被動地扮演著極為微妙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