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肯定以為,這場“中國論戰”的結果明顯對德國之聲有利,華人員工也得到了官方的認同。從此,德國之聲中文部在外人看來風平瑯靜。但內部又怎么可能相安無事呢?
那些人質疑中文部已被“紅色滲透”,要求對華人員工進行政審,甚至要查查員工的父母(!!!)是否是中共黨員。
那些人發表公開信,要求“德國之聲中文部與人權組織定期進行交流,一起討論廣播節目和網絡節目的重要策劃”;要求“德國之聲每年提交一份人權工作年度報告,出錢請一些由人權組織指定的專家和機構對此進行審核。”
表面上德國之聲拒絕了上述要求。臺長貝特爾曼先生在內部通氣會上稱這些要求“莫名其妙”。2008年,貝特爾曼說過,“對員工進行政審,是斯塔西(原民德國家安全部)的檢查,就如同專制政權的觀察員呼吸時噴出濃濃的意識形態氣息,這恰恰不利于以價值為導向的新聞工作。”
無條件滿足那些莫名其妙的要求
但實際上,德國之聲不僅滿足了批評者提出的各種奇怪要求,在內部對員工進行了審查,并且走得更遠。后來人們才逐漸發現,德國之聲中文網的所有編輯都受到懷疑,安插監督員、改組中文部領導層,各種措施一步步悄無聲息地進行著。
這場“中國論戰”前前后后的發展表明,德國之聲的領導層在做決策時,首先考慮的是如何自保,根本不考慮什么記者的職業操守、德國之聲作為公共電臺的宗旨和任務。
事件過程中,德國之聲上到臺長,下到部門領導(主要是亞洲部的項目經理和負責人)都抱著同一種想法,即:無論如何要讓那些批評者馬上完全滿意,以盡早結束這場論戰。實際上早在論戰初期針對張丹紅的批評聲音越來越強烈時,電臺的管理層就已經在敷衍推諉,并把張丹紅調離了原來的領導崗位。這樣做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息事寧人。
還有,德國之聲的領導層至今也沒有公開維克特的鑒定報告,而這份報告恰恰可以幫助那些飽受批評和壓力的華人員工洗清嫌疑。這份鑒定報告甚至在公司內部都沒有流傳過。原因是,領導層認為這份鑒定報告不僅不會讓那些批評者滿意,而且還有可能使論戰再次升級。不公布鑒定報告的原因只能有一個,就是要避免出現任何可能導致論戰激化的事件。
對那些受到批評的員工來說,這種做法是非常不公平的。德國之聲的管理層用他們看來合法可行的方式平息了爭論,但是部分員工出于無奈陸續離開了德國之聲。
2008年年底,發生了一件與張丹紅有關的事情,不僅導致中文部管理層改組,還造成中文網和中文廣播部合井。在一次德國之聲中文網的內部采訪中,張丹紅試圖反駁一位生活在美國的中國異見人士對她的猛烈批評。這件事引起了德國之聲管理層的不滿,決定進行人事調整。
至今仍在擔任德國之聲亞洲部負責人的戈爾特?施羅德女士,當時代理中文部的領導職務。執行主編改由戴英(音)先生擔任。這兩人上臺后馬上按照異見人士的品味,對中文部進行意識形態清洗,調轉了涉華報道口徑,一切以突出政治與意識形擊和批評中國為標準。由于戈爾特?施羅德不懂中文,所有報道的生殺大權完全落在了戴英和那位德國之聲的編外監督員手中。